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小雅·采薇》的创作时间、主旨和其他

《小雅.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也是《诗经》战争诗中的翘楚之作。本文拟从《小雅.采薇》的创作时间、主旨及其独具魅力的末章之美等几个方面入手,对《采薇》诗加以解读。     

《论语》注解中的解释学问题

《论语》是一部有着两千多年解释史的儒家经典作品,但历代注家在解释这部经典的过程中,都要对文本自身的歧义性和语境的模糊性做出富有说服力的诠释.比照这些不同诠释方式之间的差异,阐明先儒在注释《论语》过程中所面对的歧见与困难,并从解释学的角度对此做出分析与观照,既可以让我们在更加本原的意义上理解文本与诠释之间的张力关系,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好的方式来解读《论语》以及其他类似的经典文本.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解读的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关于费尔哈的提纲》第十条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简单地解释为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解读使人们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发展史,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出发,才能掌握其本质内涵,正确解读《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的本真含义。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诗经》--吟诵之歌

早期中国的诗产生于歌唱,以口头创作并靠口耳相传.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诗"这个术语有双重含义,既指<诗>,如<诗经>,又指"歌"(一种艺术样式).至于<论语>与其他文献的大纲中的所谓"学诗",系贵族子弟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但是,"学诗"的真正意思又是什么?由于<诗经>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中或许最为重要的一部,并由于保持乐与诗为一体的口头(或半口头)创作的传统手法,"学诗"被假定为意指"学唱<诗经>中的诗歌".笔者对这种说法思之有年,感到益发不能令人满足.这些诗歌究竟是如何表演的?我对此问题孜孜以求,兴趣日增.本文拟通过分享可以被演唱的诗歌曲调的或多或少的创造性重构中的某些发现,设想一下<诗经>中的诗歌的实际演唱问题.     

一本小说的几种读法:《布赖顿硬糖》的文本策略浅析

英国20世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讲求故事性,他采用将侦探、犯罪等通俗模式化小说的因子与严肃的内涵相融合的文本策略,构建雅俗共赏的小说文本。其融通俗和高雅于一体的创作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理念相契合。本文通过对其早期代表作《布赖顿硬糖》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来分析其小说的文本策略,并对其小说创作特色的意义作以探讨。     

《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不仅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 ,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最初的《诗三百》百科全书地涵盖着精神文化现象 ,历史的许多细节都在诗的具体而微的描写中体现出来。《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对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周人的五篇开国史诗为例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历史进程。然而 ,《诗经》虽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 ,史学研究者也可从中找到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但诗毕竟不是史 ,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还应参考地下考古资料 ,并与先秦的其他文献相佐证。     

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

古人云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祭祀和征战 ,反映两个现实层面问题 :直接的交战 ,决定国家存亡 ;间接的祭祷 ,透露生活安定的愿望。祭祀 ,是种古老的仪式行为 ,它的形成 ,与环境的挑战有密切关系。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 ,环境的一切变化 ,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 ,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不论是华夏民族 ,抑或蛮夷狄戎 ,均曾处于对世界无知的蒙昧阶段。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 ,为南北文学的代表 ,两书收集许多祭祀诗歌。祭祀诗除了文学价值以外 ,承载的文化意涵更不容忽视。本文以《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为范围 ,透过祭祀仪式的探索 ,一窥南北文化体现的歧异。     

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

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诗经》“行役诗”是表现行役者非人生活,抒发行役者哀伤怨愤情感的作品。动乱的时代是产生此类诗歌的社会根源。浓郁的悲剧性和强烈的“奔进”表情法使《诗经》“行役诗”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质,给读者以沉重的美感,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说诗日卒语》和沈德潜的诗学理想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日卒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日卒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日卒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诗经》和《论语》中的“思无邪”比较

孔子在《论语》中用“思无邪”对《诗经》作了整体性的评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后人对“思无邪”作何种解释,它的意思仍是说:《诗经》中的所有篇章都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由于《诗经》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相当复杂,所以要想准确把握孔子之“思无邪”、“一言以蔽之”的原因,就必须考察其在《诗经》和《论语》中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两种含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浅议《郑风》中“以情为本”的写作观念

中国素以诗国著称于世,在其琳琅满目争奇斗艳的诗苑中,《诗经》是其最先开放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文学的序幕,标志着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鼎盛时期。对《郑风》的解读,不仅仅局限在经学的学理层面,而是要探寻其中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从而达到与诗人的诗情诗思的共鸣与契合。这就直接促成了人们对《郑风》的情感层面的思考,以及对《郑风》“缘情”本质,也 可以称作“情本”观念的探讨。     

《诗经· 緜蛮》 事义与周代举贤制度

关于 《诗经· 緜蛮》 的事义指向,现存多种说法,有的附会政治教化,有的逻辑关系错乱,只有举贤选士之说较为合理.文本主人公身份的确定,诗歌关键章句所透露出的隐含信息以及符合情理的推测阐释,都证明了其与周代举贤制度有关.周代举贤制度主要是"乡举里选",大致分为"诸侯贡士"与"乡里选士"两大系统,《緜蛮》 一诗的事义呈现倾向于后者.     

从《杂感》看黄仲则诗歌的思想蕴涵和艺术特质

通过对《杂感》诗首、颔、颈、尾联的具体剖析解读可见 ,在黄仲则创作的诗作中 ,《杂感》一诗几乎蕴盖了他毕生诗歌的思想蕴涵和艺术特质 ,表现了诗人的人生命运与艺术追求 ,表露了乾隆盛世下的危机。     

一种语言学上的解构体验

:解构主义代表希利斯·米勒认为语言是不确定的 ,一切阅读都可能是误读 ;而最佳的阅读方式应为修辞的解读。如斯蒂文斯的诗《星期天早晨》 ,一般的文学解释把这首诗理解为“宗教与人性的沉思” ;而通过对文本的解读 ,我们却从中体验到了“灵与欲的升华”。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论《诗经》四、八句体例之特点及影响

通过对《诗经》文本的研究,可以看出四句、八句体例在《诗经》中所占比例极高,藉此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当时之社会政治、宗教祭祀、音乐习惯等诸方面,便可追溯四、八句所产生之原因,探寻其句式章法之特点,可知《诗经》中体例基本是以四句为正体、八句为次体之形式,这种句式规范对后世诗歌体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直接规定了律诗绝句的体例范式。因此,《诗经》四、八句体例可谓后世诗歌章法句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