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英文)

本文集中讨论了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　: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模式的构成及变化,是在社会和政治的过程中被形塑的,因而是特定制度环境和变迁过程的结果。“市场”中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的逻辑和权力的实施。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明显提高,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实现向上流动才具有正向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社会主导阶层与政治发展

社会主导阶层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社会主导阶层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而狭义社会主导阶层则指的是社会精英。在社会中起具体指导作用的广义和狭义的社会主导阶层,各自又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社会主导阶层与政治主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导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对应,政治主体、政治文化等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一社会学把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作“社会流动”。根据不同的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一个人从地位较低的阶级或阶层转进到地位较高的阶级或阶层,或者相反)和“水平流动”(在同一地位的人由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的变化)和“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由于生产技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革命、变革引起的阶级阶层结构或人口地区分     

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市场转型与分割的阶层再生产

本研究利用2007年“阶层背景和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探讨了市场转型期间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同进化过程同样是新旧利益群体竞争性的分化与共享，以及对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排斥的过程，政治与市场的汇流使得优势阶层被垄断性继承，从而使代际继承呈现二元分割性。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问题

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 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 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社会中等层次的群体。这一阶层由于其自身的文化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引人瞩目,而且这一群体也是现代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基于浙北农村调查的分析

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产生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断固化,阶层流动渠道被阻断,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     

融入新阶层还是适应新生活——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新探索

北京农村流动人口精英阶层的社会网络、社会流动及社会融合的交互影响关系中,我们选取微观层面的个人日常生活轨迹和交往圈层分析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构流动者的关系网络,提升其网络质量,但是这种提升是有限度的.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多的是与同类群体的同化过程,其经济成功并没有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群体.虽然不被当地人接纳,但数量庞大的同类群体的存在,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英文)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芙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制约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因素,一是滞后的社会政策制约着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二是家庭的经济地位、职业背景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影响;三是学校的差别待遇影响不同类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制约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因素,一是滞后的社会政策制约着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二是家庭的经济地位、职业背景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影响;三是学校的差别待遇影响不同类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     

“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本文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和潜类模型、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考察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结果显示,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展现了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主要沿着年龄、市场机会和生活状况被分割开来。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构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在阶层整合、利益整合和畅通上升流动渠道等方面着力,培育并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中国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英文)

本文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农民进城打工这种劳动力流动的现象,即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视为农民依赖其掌握的社会资源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过程。本文分析依据作者1995年在中国山东省省会济南市的问卷抽样调查资料,调查结果发现,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主要地依赖了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就像当初农民进入乡镇企业时把这一网络移植到企业中一样,现在又把这一网络移植到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圈子。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这种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网络,却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英文)

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近变化。作者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而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