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商民主的行政决策听证探析

以平等尊重、理性讨论、信息公开为核心理念的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参与理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强化决策理性与正当性、增进社会共识与信任的良方,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政治理论的显学。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在我国很多行政决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与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决策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听证制度在听证目的、听证程序、听证事项的设定权、听证代表的选择权及听证的公信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出发,可以从引导公众做好听证准备、优选听证代表、实行结构化的公开理性讨论、听证主持人保持中立、鼓励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保持对他人的平等与尊重、赋予听证结果一定的约束效力等方面对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     

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评介

实现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讨论和协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协商民主的目标价值追求。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如火如荼,协商民主理论的推进者通过回应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规模、合法性和理性选择难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挑战,为丰富协商民主理论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关于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研究视角、理论价值等方面则各有侧重和偏好。梳理、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诸多有益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关注这个新兴领域,协商民主理论超越了自由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以及在民主平等和公共理性培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提高公民意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协商民主的风险及其化解

协商民主的优与劣并举,安全与风险共存.协商民主具有内在风险和潜在风险.内在风险表现为:异化民主的主体、背离民主的内容、伤及民主的价值、破坏民主的程序和扭曲民主的决策;潜在风险表现为强化精英主义民主、变成传统好人政治、导致网络暴民参与、降低政治运转效率和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因此,在中国,要想化解协商民主的风险,就必须加强党时协商民主的领导,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构建选举与协商的双轨民主模式,建立协商民主风险的预誓机制.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困境——以风险认知为视角

在风险社会中,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全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面临着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欲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科技风险领域的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     

协商式民意调查: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协商式民意调查是调和政治平等与协商、落实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基本的一种制度设计.依照严格的程序,协商式民意调查不但有助于民意的探究和改善公共决策的品质,而且通过公开协商的环节,普通公民也会逐渐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养成参与的美德、提高参与的能力和厘清对政策的认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公民参与形式,协商式民意调查对中国扩大公共参与、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新探——协商民主理论在制度层面的启示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深入,其研究重心已经开始由民主理论越来越转向现实制度建构层面,其中,协商民主理论对公共决策问题的关注为公共决策研究开拓了崭新的视角,对实现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具有许多重要的现实启示,具体表现在有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制度;有助于健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决策制度;有助于实现基层民主决策的新形式。     

共治民主：应对气候变化的民主模式初探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特殊的公共领域。为应对气候变化,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都已经悄然发生并将继续发生调适性变化,这就是共治民主的形成。在这一人类活动领域,无论聚合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抑或一种局限于二者之中的参与民主概念,都不敷使用。共治民主是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合作或自主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它是共治定向的而非共识定向的;它是合作的,而非博弈的;它是社会的,而非政治的。     

寓协商于选举：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创新

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将协商寓于选举之中，实现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形式互嵌”,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与价值，是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成果。“寓协商于选举”就是在充分认识选举民主罅隙的基础上，将协商民主引入选举民主，在“有事好商量”和“最大公约数”中广泛凝聚共识，防止由单纯选举民主可能引发的社会撕裂；同时，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合也有利于提升协商民主的效率。作为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性探索，“寓协商于选举”体现出中国式民主建构的基本方法论：民主建构要基于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并以系统观念推进民主建设。总而言之，“寓协商于选举”平衡了民主的不同结构、凸显了民主的各项功能、展现了民主的治理绩效，开创了民主的新型实践形态。     

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过分强调权利的个体性,主张幸福生活的个人特殊性,反对公共权力对公民美德的建构;民主主义过于重视公民个体对公共生活的话语权力与决策诉求,怀疑政治精英的公民道德状况及其审慎理性水平.这为美国宪法制定者所忧虑与不喜,他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共和主义为政体框架,试图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遏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个体权利和个体政治参与的过度民主要求,张扬政治精英领导责任、审慎理性的下的共和政治观.     

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关于"反动"的看法以及曾经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应从词源、词语辨析、词语自身划分以及词语滥用的根源等方面进行考察.其次,还应强固公民认同,其具体举措是: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稳步发展民主政治,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不断进行公民教育,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的坚固的奠基石.     

以协商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浙江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用罕见的大段篇幅,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集中阐述了协商民主,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既是对以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的新概括,又是对下一阶段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指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的民主政治建设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协商民主方面,创新实践十分活跃,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例如,浙江温岭首创的"民主恳谈"制度,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普遍的推广.以协商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浙江民主政治建设的显著特点和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兼与荀明俐博士商榷

以责任视阈诠释政府公共性问题是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时代使命。政府公共性受到市场经济物化逻辑的现实场域干扰,不时显现出经济人理性的局域困惑而走向其本寓精神的悖论,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在于现代社会理性精神搁浅于形而上学化的思辨理性的事实。政府对公共性责任的践履意味着对尊重差异和协商对话的公共领域的完善,意味着责任政府基本价值理念的公共性确证。进一步对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进行再解读,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能驾驭资本的民主建设与国家机器重构问题,以便对深化政府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     

协商民主视阈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党内协商民主对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虽然协商民主并非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惟一路径,但党内民主的推进无疑可以借鉴协商民主的若干合理之处。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从协商民主中汲取符合国情和党情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有益的元素,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