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两次难侨救济之比较

本文对国民政府的两次难侨救济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政府救侨动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华侨对民国创建和抗战救国的贡献,救侨措施的大体相同体现出近代中国农本经济的现状,救侨成效虽未能如愿,却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强化了华侨的归属感。国民政府对失业华侨的救济,既是近代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对遭遇困难的侨民的救济,又为抗战时期战争难侨的救济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救侨思路。日后新中国处理类似的华侨问题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国民政府的救侨工作,其历史意义还是十分重要。     

民国期间广东救侨机构的设置及其影响

民国期间,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大批难侨逃难回国。为了救济难侨,广东地方先后两次设立救侨机构,通过收容、安置、介绍工作等帮助了大批难侨度过难关。救侨机关的设置及其对难侨的救助,充分体现国人对华侨的高度关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多种救济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导致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的关爱,难童救济成为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这里仅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简要论述.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国北平粥厂研究(1928—1937)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社会发展遭到重创,粥赈依然是北平社会救济的重要手段。1928至1937年,北平的民办粥厂数量多于官办粥厂,且集中于某些区域。这一时期粥厂有了常设的官办组织,粥厂的制度化建设得以进一步加强,官方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灵活多元。从救济功效来看,粥厂的设立在有效解决贫民问题、补近代化救济手段之不足、缓解政府救济资金匮乏之窘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粥厂毕竟属于积极救济理念下的消极救济,因此其救济的局限性颇为时人所诟病。     

新中国成立后海南归国难侨社会文化适应研究

归侨侨眷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侨力资源。为了更好地掌握海南归国难侨的侨情新特点,了解其社会文化需求,发挥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应结合华侨农场现状和已有难侨安置政策,研究归国难侨通婚、受教育、语言生活、聚居形态、心理认同等社会文化适应问题,避免"被边缘化",增加其国家、地域、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     

民国期间广东地区两次救侨活动评析

民国期间,受世界经济大危机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先后两次遭遇劫难,生存艰难,沦为难侨,被迫回国。作为华侨之乡的广东地区也先后两次对回国难侨进行各种形式的救助,使陷入苦难中的华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困境,得以生存,对加深与海外华侨的联系、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的抗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浅析联总对我国的无偿援助及相关非议

抗战结束后的短短两年间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简称联总 )曾向我国提供 6 .4 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帮助我国进行救济善后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所获得的数额最大的一笔国际无偿援助。国民政府将这笔资源主要用于救济难民和恢复农业、交通及工矿业。由于时间过于仓促 ,加上内战的直接破坏 ,联总资源未能产生预期效果 ,因此 ,引起不少非议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抗战视阈下的农业金融之另类考察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陷于战时阶段,农村经济极度枯竭,农业金融已达到恐慌的严重程度。国民政府为解救农业金融恐慌,恢复农村经济以促战事,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即成立专门的农业金融机构,颁布救济农业的政策,实施农贷政策,开展农贷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金融恐慌不断恶化的形势,但由于货币总量不足,使得战事与救济农业所需要货币产生了二元对立的矛盾,致使另类流弊滋生。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侨教救济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南洋形势日益险恶,大批侨校师生相继返国。为稳定民心,争取侨援,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侨教救济运动,采取各种措施救侨安侨。这一运动增强了海外侨胞对政府的信赖和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利于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的一般职责述略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沿袭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职权,负责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中的少数民族事务,其日常工作职责有：呈请任命盟旗行政长官、掣签活佛及对活佛的登记备案、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翻译国民党宣传品、文化审查、调查蒙藏地方情况、管理其他少数民族事务、赈灾救济蒙藏民众、保送蒙藏学生等。这些具体工作反映了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状态。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于难民安置的态度及措施之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面对由日本侵华所带来的严重的难民问题，国共两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分别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难民进行救济和安置，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影响了其难民安置措施的实施效果。中国共产党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依靠人民群众将难民转化为抗战力量。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战后国统区的煤荒与政府应对

统制经济的副作用与战时经济的后遗症,加以长期战争的并发症,导致战后初期国统区出现煤荒.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善后救济、统筹规划和燃料统配,复员煤产,缓解煤荒.由于生产、运输和分配诸环节均没得到切实保障,煤荒在短暂缓解后重新蔓延并失控,给工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