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伦理法"

中国传统儒家学派中,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价值要服从真理.但是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动、实现"天人的合一".这是人生存的根本,是人生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对人性内在完善的不懈努力,对"天人合一"的泛道德的执意追求,含有一种以善为最,以善为真的内核.通过"法自然",依照自然中早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建立、恢复或加强人际间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秩序,使人伦达到自然的和谐.从而,衍生出中国特有的伦理法.     

论"两课"教学引导机制

"两课"教学引导机制指的是,教师在"两课"教学系统各环节中,以教学主体--学生为核心,针对"两课"教学内容,采用教师主导和先引后导的引导方式进行教学,从而形成 "两课"教学资源配置关系、教学管理和教学活动过程.     

苦吟:从杜甫、吴嘉纪到臧克家--检讨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道路

苦吟既表现在"苦吟"的认真,又体现在"吟苦"的真诚.杜甫、吴嘉纪、臧克家作为我国诗史上三个最有影响的苦吟诗人,其创作在苦吟主体的平等视角、对民众苦难的深度开掘和揭示苦难民众优秀品质等方面一脉相承.在话语形式方面,他们都借境于乐府民歌而又各具特色,从杜甫的"新乐府"到吴嘉纪的"野人体"再到臧克家的"<烙印>体"具有继承发展性,但三点一线的个案演进并没有伴随苦吟诗歌在整体上从中世、近世到近现代的日趋繁荣.     

儒学与儒商

经考证"儒商"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肯定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思想是塑造现代儒商的重要资源,同时,又指出儒家的君子人格论是一种"片面的道德型人格"。建构现代儒商必须在吸取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基础上,从理论架构上提出"德、智、情"三位一体的儒商人格模式,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王熙凤形象新议

王熙凤是一个封建时代贵族大家庭中颇具女性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精明能干而又泼辣狠毒的管家少奶奶的典型.她的"辣"、她的"欲"、她的"才",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决不是简单地以"好"与"坏"、"正面"与"反面"就能概括的.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研究

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是布依族人民祖祖辈辈以单姓家族祖传方式传承下来的,具有较完整的鼓谱、鼓调、谱式及民歌,击鼓方法丰富多样,构成了整个布依族铜鼓文化特有的音乐体系,极大地丰富了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的内涵.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制的人格基础

个体本位人格的法律具有两个特征:权利本位(私法)和形式主义,它们使法律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个体本位人格的道德表现为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而二者进一步演变为宗教和法律,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悬置".社群本位人格的道德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本位和实质主义,它们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社群本位人格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不明确,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交互主体人格在自我和他人、理性和情感、权利和义务、形式和实质上既是二分的又是统一的.因此,交互主体将使"法治"和"德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有机结合.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论元稹的文学成就

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歌特色和成就长期以来在“元白”并称中被掩盖或曲解 ,本文论述了元稹的诗歌个性 ,指出元诗的美学趣向重点在于“风致宛然”的艳丽小诗和次韵相酬、属对精工的长篇排律 ;元诗的艺术渊源主要在于杜诗 ,另外还受到齐梁宫体以及诗人李白等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与白居易词中有异的风格。本文还论述了元稹的诗学批评及其与当时文坛的联系等问题     

论杜甫的入声韵脚诗

本文从音韵学的角度探讨杜甫入声韵脚诗的表情达意问题,发现他的入声韵脚诗往往表达压抑悲愤的情感,因为入声韵是一种急促短暂的语音。文章还与王维、李白的入声韵脚诗加以比较,以说明杜诗押韵的风格特点。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元代葛罗禄族诗人廼贤诗风考论

元代后期葛罗禄族诗人廼贤的诗风可分为清雄峻拔、明丽清逸、沉郁典雅、亢直激越等四种类型,其清雄峻拔的诗风源自盛唐诗歌尤其是李白歌行的影响,明丽清逸的诗风与廼贤的江南经历有关,其沉郁典雅与亢直激越的诗风主要受唐宋诗歌诸大家如杜甫、白居易、黄庭坚、陆游等人的影响。此外,廼贤诗中的民族性与民间性的题材,也有助于其清雄峻拔和明丽清逸风格的形成。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白居易“效陶诗”心路历程溯源

白居易晚年一味独善其身,知足保和,提出中隐理论并以“似出复似处”的中隐模式庸俗地生活着。他消极的人生观表现为乐天知命、退守自持的儒家思想、老庄“知足止辱”、佛家色空观的杂糅。他晚年的效陶诗,究其精神实质来说并非积极意义上的学陶。陶渊明诗歌的“无我之境”和他伟大的人格是白居易效陶诗欲学而不能的。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