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皇后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后制度是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后为“六宫之主”，“母仪天下”，在历史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皇后制度的产生、发展，皇后在内宫中的地位、职责；皇后的舆服卤簿、中宫朝会、享先蚕、临朝称制等各种礼仪制度；各个朝代册立皇后的不同状况，以及皇后与妃嫔之间严格的等级区别。     

略论北魏平城时期的宗教与民族关系

在北魏平城时期,宗教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局面,一统黄河流域,但其境内民族众多,矛盾复杂.统治阶级不仅需要树立正统形象,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还要缓和内部民族关系,维护政权稳定.道教和佛教乘机而入,与北魏政治密切结合.统治者利用道教取得了合法统治权,缓和了胡汉关系;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但也引发了民族矛盾和斗争.北魏平城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大发展,各种宗教组织的产生,把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到同一种信仰下,带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产生文化认同感.     

宫廷游戏假戏真做，入戏太深争宠演变轮奸案

“后宫”游戏是一款利用QQ群模拟清朝后宫生活的文字游戏。参与者多为90后,每天向“皇帝”、“皇后”请安能加分,会创作宫怨诗可以升级。本文主人公也和其他玩家一样,     

从两类贱民的地位变化看拓跋政权的汉化历程

北魏时期国家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 ,但这些人口在身份地位上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呈现出一种分化趋势 ,其中以汉化程度较深的杂户、乐户、伎作户等技术性贱民的地位不断上升 ,而以胡族或胡化人口为主的军户、镇户、牧户的地位则不断下降。这种分化一方面是他们服役方式的差别使然 ,另一方面则是北魏统治者调整政治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现象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对中原正统的仰慕和要求迅速汉化、封建化的迫切愿望     

汉代同姓诸侯王婚姻状况考述

两汉时期诸侯王一般妻妾众多。西汉时诸侯王的妻妾名目与皇帝后宫略同,人数也较多。随着诸侯王地位的下降,东汉时名目大为减少,对妻妾的数量也有了限定。诸侯王由于地位的特殊,其婚姻也易受政治、重亲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诸侯王不能审慎地处理后宫问题,则会影响其最终的命运。     

北魏女官制度考略

我国古代女官的记载始于《周礼》,至三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女官才出现,北魏孝文帝根据《周礼》的记载,参照秦汉以及南朝等政权女官设立的实际情况,正式确立女官制度。自此,女官正式从后妃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系统。北魏孝明帝时期又根据女官的等级,对她们的服饰、丧葬等给予了细化的规定,由是将等级制度贯穿于女官生前、身后的方方面面,成为隋唐女官制度之先声。     

汉代的宫官太仆

汉代统治者仿照朝廷九卿官制,于皇后宫、太后宫、太子宫设置宫官。宫官中的太仆值得关注,他们主要负责宫廷车马等事宜。宫官太仆的主要职责在两汉变化不大,但其具体官称、禄秩、统属等多有变动。各宫官太仆之间亦有较大差异,服务于太后宫的太仆地位高于皇后宫太仆、太子宫太仆,甚至高于朝官太仆;皇后、太后两宫太仆的人员选用,由士人、宦官杂用逐渐向宦官转变。这些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与汉代盛行孝道思想、太后频繁的干涉朝政、士人入宫的严格限制以及士族日益强盛等因素密切相关。     

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

本文着重就北魏《申洪之墓铭》的出土和拓本的流布情况,墓主申洪之的身世和官职,铭文后记所印证的北魏平城时期离散部落和计口授田的史实和北魏平城时期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论述。透过铭文书迹“一铭三体”的现象,就其所涵文化信息,诸如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的面目和各种不同书体的运用情况,申洪之铭文书迹及平城百年书法的基本评价等作了以小见大的分析和阐述。     

北朝都督、行台与总管长官等级考辨

北朝的都督制,特别是东魏、北齐的行台制与北周的总管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独特的地方行政制度,但学界对其长官的等级关注不多。经过对史料详细考辨后的研究发现,北魏都督职位等级划分虽采魏晋南朝之制,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北周总管的等级划分方式与北魏都督制有一脉相承之处;东魏、北齐行台长官不像《隋书·百官志》所说的只有令、仆两等,而是高至录尚书事、低至尚书左丞,至少有六个等级。对于北朝都督、行台、总管长官等级的考辨有助于深化对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理解。     

古代后宫妃子们,每个月能挣多少钱?

<正>给皇帝当妃子,严格来说只是一个职业。那些住在碧瓦朱甍的宫殿里的女人们,也不过是拿工资干活的人。那么,后宫嫔妃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她们的钱够花吗？都花在哪里了呢？西汉大方,东汉抠门从汉朝开始,后妃就有工资了,后代基本延续了这一传统。她们的待遇标准,是按阶品高低给的。西汉皇后地位高,与皇帝同体,所以不用跟那些妾室一样领工资。作为皇家的“外人”,她享受皇室成员一样的待遇,全国一共有40个县的税收是皇后的“汤沐邑”。     

北魏《孝经》之传播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大力推行"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孝经》格外重视,从自身到国家政策都向"孝"倾斜,促使其在北魏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一方面,帝王大力推崇并亲讲《孝经》;另一方面,士人研究注疏《孝经》出现高潮。整个北魏社会上行下效,促使北魏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孝经》传播的一个高峰期。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特征

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整体上在内城和郭城沿御道规整化布局里坊区,并呈现出以类相从、坊市趋于融合、里寺相互掺杂以及权贵富贾竞相豪侈等特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与北魏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折射出北魏历史兴衰,促进了北魏时期城市转型,为隋唐时期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考古发现揭示,北魏墓葬动物殉祭率在平城时期有一次跃升,但到了洛阳时期又有显著下降。殉祭动物组合中羊、牛、马等比较常见。殉祭动物个体数量盛乐和洛阳时期较少,而平城时期较多。北魏墓葬殉祭动物部位以牲体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较少。平城时期殉祭动物摆放位置或方式最为多样化,有棺外前部或侧部、壁龛、棺内或墓道等。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形制在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盛乐和平城时期以土洞墓为主,洛阳时期则主要为砖室墓。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和变迁,可能受到了农耕-游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以及民族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北迁蜀人后裔的活动

蜀汉与魏晋对立时期,蜀人北迁是小规模的,大多是将士不满蜀汉的统治而叛逃北方。蜀汉灭亡后,魏晋政府将蜀汉的统治者和部分官员强迁北方进行控制。十六国北魏时期北迁蜀人后裔与北魏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归附、融合和反抗三种形式,而蜀人后裔反抗北魏政府成为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研究

本文以历史文化为出发点,从北魏平城时期的遗迹———云冈石窟、北魏明堂、北魏永固陵等入手,研究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提出了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建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开发永固陵景区、设立北魏文化博物馆,丰富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完善北魏明堂遗址公园的配套设施,提高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品位;组合资源以突显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整体格局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

天兴元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此后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北魏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形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促进了平城时期经济的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拓拔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     

陇西李氏初论──北朝时期的陇西李氏

陇西李氏是南北朝时期北方著名的高门士族，也是唯一出于西州而影响于中土的大族。本文系统考察了四世纪４０年代陇西李氏进入中土并在北朝１００余年历史中的兴衰变迁，着重论述了陇西李氏在北魏中后期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在北魏与东西魏交替之际动荡政局下的衰败情况。     

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农牧环境的变迁——兼论北魏为何定都平城

汉末以来,桑干河(灅水)流域内的经济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桑干河南,在不同时期保留或恢复了不同程度的农耕经济,北魏时期迁徙畿内的农耕居民多安置于此地;而在其北部,自汉末以来就完全畜牧和狩猎化,北魏时期更是迁徙了大批游牧、渔猎民族于此,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苑囿,更适合作为牧民和猎手的"国人"居住。所以在北魏时期,形成了"灅北地瘠"的经济格局。在代北地区的众多城市中,平城位于阴山以北拓跋鲜卑故地进入桑干河流域的三条主要陉道中居中者,地处灅北的国人聚居区,便于沟通草原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区域,控制整个桑干河流域乃至华北地区,所以自猗卢时代即开始经营,最终定都于此。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

对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魏书》、《北史》、《资治通鉴》有不同记载。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记载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是北魏政权体系的重要部分;道武帝时期,在地方官制上,北魏的刺史、太守多任用代北武人,汉族儒生、文人的比重相当小;在任命“尚书郎以下”的职能部门官员时,不仅仅囿于儒生。因此,以《魏书》、《北史》“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这样的记载和断句来理解北魏皇始元年九月的政治活动,比《资治通鉴》中对此条史料的记载和断句更符合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