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知中国国家起源的心路──谢维扬教授访谈

谢教授，我们相识相交已近20年，应该无话不说，可谈得深一些。关于您的学术道路，我略有所知，但不够全面，能否系统地谈谈您是如何步入学术殿堂的？可以。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遇上十年动乱，所以没有能上大学，而是去了北大荒务农。1978年我像不少“同等学历”者一样考上了研究生，应该说是托了改革的福，很幸运。当然回想起来如果先上大学本科，也许更好一些。我进吉林大学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当年我还参加了大学本科的考试，被一所名牌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录取，一时非常兴奋，但最终还是决定去吉大。一则我失去了十年时间，觉得直接…     

哲学之路──杨国荣教授访谈

Ｏ杨国荣教授,您是上海哲学界（尤其是中哲史界）一位功底扎实深厚、研究涉面甚宽、学术成果颇丰、崭露自己独特治学风格的著名中青年学者,也是本刊多年的老作者之一。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渐渐呈现多样的发展趋向,您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颇具特点。能否请您先谈一下您的学术传承、受业背景？我的治学之路始于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历史虽然不很长,但其传统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汇聚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等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实在论的影响,并十分注…     

治学无垠 进取不懈──周振华教授访谈

周教授,在您治学的道路上,哪些人、哪些学说对您的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局限于时代背景,我自十六岁随上山下乡洪流离开学校,失去进一步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学习倒也不能说就此中断,主要是自学。国家恢复高考政策后,我得以有机会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对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就数我的两位导师了。在我攻读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我先后有幸得到陈征教授和胡乃武教授的指导。我从两位导师身上得到的最大受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治学态度的严谨。除了规定阅读大量参考文献外,还对论文的写作,包括论文中的概念、语言…     

给知识以生命──陈思和教授访谈

○现在的人文学科里,“知识分子精神”话题一直是一个焦点。我想,任何一种精神只有渗透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因此我们今天就从最日常的生活谈起。我想先请您谈一谈自己如何走上治学道路的。●这个问题很具体。我还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文革”的原因,学校里就不上课了。但是我非常爱读书,我一课一课地自学从初中到高中的全部课程。我觉得不能不读书啊。１９７０年中学毕业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当“社会闲散人员”,那时叫做待业青年。直到１９７４年秋才在街道图书馆找到工作。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社会上闲荡,既…     

在中国政治学领域里劳作耕耘──林尚立教授访谈

您是中国恢复政治学学科后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首先请您谈谈：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以及您是如何在这个专业学科领域里学习和成长的。 　我是１９８１年考上大学的，按照我当时的成绩，我可以选择更热门的专业。在我填的志愿中，第一个志愿是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志愿就是政治学。当时之所以这样填，并不是因为我对政治学有所了解，而是因为我一心想进复旦大学。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对政治学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不仅不了解，而且还有一些恐惧。这与“文革”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有关。我当时虽有良好的高考成绩，但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和了解…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不是自生自发的。责任政治建设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并有利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政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能够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度,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标准;责任政治建设强化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权责分配,疏通了制度运作中的梗阻,切实增强制度科学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衡量尺度;责任政治建设激励多元主体活力、强化制度执行环节、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责任政治建设培育"行政伦理"与"公共精神",塑造有利于责任政治运行的责任观念,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文化支撑。     

20世纪中国诗歌创作的现代化探寻

20世纪中国诗歌的创作受西方化现代化的启迪，开始了现代化的探手，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抒写性情”到象征主义的“象征品格”直至现代主义的“神话结构”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创作范式。     

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戴鞍钢教授访谈

戴教授,我在寻觅优秀中青年专家访谈的对象过程中,学术界不少知名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到您,可见您的学术成果已被公众首肯。按照惯例,是否先谈谈您的治学道路？好的。我是“文革”结束后,作为首届考生进入复旦大学求学的。此前,我中学毕业后就去上海郊区农村插队务农。经历了十年浩劫,我和我的同学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记得当时校图书馆座位有限,每当课后我都早早去排队,用“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去形容当时我们的学习热情,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在这样浓郁的学习氛围中,我逐渐步入史学研究这座既深奥又富有魅力的学术…     

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阐释──李向平教授访谈

Ｏ李教授,您为求学深造,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来到“东方明珠”的上海,除了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有显著差异之外,想必在学术科研方面也有不少变化吧？＠确实如此。上海的学术氛围,使我的学术领域有了更大的拓展。在桂林我主攻先秦史专业,而在上海我的研究重心已兼及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方面的研究,以及宗教史、宗教学、和平学的研究。研究面显然开扩了不少,这是因为上海有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诸如学术人才济济、文化基础雄厚、资料档案丰富等。Ｏ能否谈谈您的学术成长和发展过程？＠可以。早先我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念书,导师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重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俞吾金教授访谈

俞吾金,1948年出生于浙江萧山。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7年破 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教授。1988－1990年作为 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进修,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 授,１９９９年 ５－６月应邀赴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现为复 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作有：《思考与超 越：哲学对话录》（１９８６）、《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１９８８）、《国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合著,１９９０）、《意识形态论》（１９９）、《生存的困惑：西方哲学文 化史探要》（１９９３）、《毛泽东智慧》（１９９３）、《邓小平：在历史的天平上》（１９９４）、《文化密 码破译》（１９９５）、《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１９９５）、《俞吾金集》 （Ⅰ,１９９５）、《俞吾金集》（Ⅱ,１９９８）;编选了《疑古与开新：胡适文选》（１９９５）、主编了 《跨越边界》（１９９８）等书。其中《意识形态论》（博士论文,德国著名教授伊林·费切尔 撰写了长篇序     

政治价值观与优良政治生活的构建——桑玉成教授访谈

○桑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规模、很高层次的发展,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其他方面,似乎还有很多不了解甚至不认同的地方。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之路的?●人生之路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从我的经历来看,走向政治学之学术之路还真有些偶然     

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人──毛泽东──论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人──毛泽东──论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周国祥“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追求，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１］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无数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为了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建立起一个独立咱...     

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李治安教授访谈

○李老师,您被史学界公认为当今国内元史和政治制度史领域最具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特别是在2004年,您更以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成为新一代“掌门”。众所周知,国内元史研究学者虽不如其他断代史研究队伍庞大,但殊少凡品俗流,精英者众,能够成为本派“掌门”,非有“上乘功夫”不行,请问,您的“上乘功夫”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凭借这“上乘功夫”,从一位普通学者成长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呢?●“上乘功夫”谈不上,体会和经验教训倒有一些。一是读书和基本功训练扎实过硬,打好专精研究的基础,二是努力做到专精与博通的有机结合。1978年,我考入南…     

中国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丛日云教授访谈

留学精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又存在着误读,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由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双重的差距造成的.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陈尚君教授访谈

陈教授,您是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出道较早,在不过十余年之间就以个人之力,编成了《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补录遗作超过一万篇。在前人研究非常充分的唐代文学领域,取得如此可观的成绩,令人惊讶！一般中青年学者都偏重于理论阐释,而您似乎更醉心于文献考据,辑逸辨伪,不知是怎样形成这一治学路数的,是否有家学渊源或其他特殊原因？多谢过誉。如果说从开始研究生学习作为学术工作的起点,至今已二十一年,自感只是按认定的学术准则进行研究,并尽自己的力量做得好一些。所以偏重于文献考据,这有一个过程。我的学位论文还是…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南──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论纲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南──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论纲宋歌，徐亚丽中国共产党为全国人民制定的奋斗目标中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一个全面的奋斗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要求。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