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宋前“话”的流变考论

从先秦＂以言载道＂到隋唐＂以事娱人＂,宋前＂话＂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使用者由政权阶级向普通大众游移,典范与政治教化作用逐步减弱,文化地位由雅入俗。不拘场合和身份的各种＂谈话＂,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话＂的叙事特征和娱乐色彩,使得＂话＂的主要义项由僵化的政治言语转变为生动形象的故事,并在宋代掀起一股平民文学浪潮,滋生了＂平话＂、＂诗话＂、＂词话＂等众多俗文学类别,揭开了元明清俗文学繁荣发展的序幕。     

试析南通话程度副词"嫌"与"很"

从语义和语法两方面分析了南通话程度副词"嫌"、"很"的基本用法,认为南通话"嫌"、"很"在语义上,相当于普通话程度副词"太",在句法上呈现出功能互补.在此基础上,指出南通话"嫌"的副词用法源于动词用法,是动词语法化的一种表现;而南通话"很"的副词用法与普通话"很"完全不同,其特殊的句法功能和语义表现在历时和共时平面都十分罕见.     

古代言类之"语"的流传、变异及其思想史意义

先秦的言类之"语",由于思想的精警、语言的精炼或故事的生动而受到广泛欢迎,一方面,它培育了我国早期的思想与文化;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在发生着更新和变异.首先探讨了古"语"形式变异的两种倾向:语言由口语而书面、由精警到生动、篇幅由短到长;从一小段话或小故事中不断浓缩、提炼,最后定格为一个句子.进而讨论了古"语"思想变异的一般轨迹:前期有泛道德倾向,后期更多的是具体的人生经验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操作方法,具有形式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丰富性.还讨论了文献中古"语"思想变异的特殊路向:对古"语"的改造和重新赋义,并藉以揭示其中内涵的思想史意义.     

高校宣传工作者需提升"四力"讲好"大思政课"——以东华理工大学为例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主体之一,如何讲好"大思政课"成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要求,以东华理工大学为例,探讨如何通过提升"四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来讲好"大思政课",以深化和丰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助推大学生思想政治育人工作"抢鲜、抢先、应时、应势",提升"大思政课"铸魂育人实效.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原理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中被抽象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生命线"原理,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在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发展中所具有的"首位"地位、"引领""凝聚"作用和"保证"功能.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理论是它的哲学依据.新时代它在以创新理论强化"引领",以核心价值强化"凝聚",以制度创新强化"保证"3方面得到了创新性发展,伴随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不懈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创新的渊薮和契机.     

"实话·秘话·谜话"的传播--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麒麟》杂志为中心

在中国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曾流行过一种通俗文学样式--实话·秘话·谜话.其大致有"案件聚焦"、"八卦名人"、"服务时局"和"博物探险"四种类型.这种文学样式的出现,有政治上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也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但是这种妥协和迎合并没有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与其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不合作同时运作下,这种文学样式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海选"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海选"其实质乃直选,给选民以真正的"自由",选谁不选谁由选民自主决定,政府机关不指定候选人.本文从宪政建设角度,法治建设角度,法律文化环境培育的角度先后解读"海选",探析"海选"的实践意义与启示作用,并对"海选"在民主政治建设领域作出展望与规划.     

"客观对应物"与"以物抒情"比较

T.S.艾略特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我国古典诗歌"以物抒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之处是将思想感情的表达倾注于对客观对象的刻画,由"物"及"心".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物抒情"诗歌创作的差异在于,寻找"客观对应物"反映了艾略特"非个性论"的思想,而"以物抒情"则强调诗人的个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意象选用的多样性,而"以物抒情"在意象的选用上明显倾向于"雅"或"美"的单一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诗歌的多义解读,而"以物抒情"则往往"点题",表现为一义解读.     

凌濛初"二拍"的叙述模式及其社会蕴含

传统所谓"二拍"的道德说教,其实主要表现了作者在社会生活中体验、感受到的经验或哲理."二拍"独特的"引诗+叙述者议论+入话+叙述者评论+正话+尾评"的叙述模式,多采用冷静超脱的态度叙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强化了小说借故事以阐明生活经验和生活原则,即传统所谓"说理"的功能.中晚明心学既超越传统道德观念以解决个体自我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哲学存在,又普遍具有关注社会和民生的传统社会责任感,人生观和社会观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二拍"中的"说教",是作者在启蒙思想基础上表现拯世济民之心的具体体现,又与晚明的实学思想紧密相联.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     

贵阳方言的"下"xa13

汉语方言中,西部地区(包括西北和西南地区)方言中的"下",读音和语义有区别于其他汉语北方方言的共同特点.而在西南官话中,"下"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本文描述分析贵阳方言的"下",具有西南官话一致性的同时,在词汇和语法意义方面有其自身特色.     

从"以我观之"到"以道观之"——庄子"轮扁斵轮"的哲学解读

《庄子》"轮扁斵轮"寓言中是以轮扁为"观"之主体,以斵轮作为推论的逻辑起点.轮扁之"观"具有两种内涵:由"以我观之"走向"以道观之".轮扁斵轮的实践过程以其自身之在为出发点,从或"徐"或"疾"进展到"不徐不疾",由"技"至"道"这一过程既彰显出轮扁"以我观之"的内涵,亦被赋予了"以道观之"的特征.在斵轮过程中,庄子既强调要从人为走向自然,对目的、意图进行扬弃;同时,庄子又承诺了"不徐不疾""得手应心"地斵轮的完美境界,这种自然而然的、近于道的境界无疑是斵轮活动的目的.显然,庄子对于斵轮活动中的目的、意图的扬弃与对于斵轮最终可达到的境界的承诺之间存在着张力.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重点在于"治官"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点都应当是"治官",这是由阶级整体意志和官员的特殊地位、特殊职业道德等决定的,也是"治众服人"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正确处理和把握好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好"治官"与"治民"的辩证关系,确立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思想,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官贵民贱等封建残余思想.     

孔子与季氏交往探析——以"僭越"为线索

春秋礼崩乐坏之世,政治生活显露出残酷的一面,普遍的僭越乃其表现形式.及至孔子所见,乃"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之乱世.如何匡正僭越,使政复归于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孔子与僭越者--季氏的交往是其正政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是德位分离之后哲人如何与现实政治世界打交道的问题.僭名越位即是德位不相称,孔子之正名即是欲复德位之一致.然而,孔子的现实身份--与生俱来的"名分",却制约着其匡政的功效.鉴于季氏的"僭越"形象,孔子与其交往便被赋予更多微妙的意涵.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孔子未曾有如季氏等当政者之僭礼越分的行为,然其"思"及由"思"所可能触及的"行"是否僭越却是个隐藏着的问题.     

资格刑之反思与重构--以剥夺政治权利为视角

本文对我国现有资格刑进行了反思.提出淡化剥夺政治权利的政治色彩,以"剥夺公权"代替"剥夺政治权利",并删去"政治自由"的内容.增加"禁止从事特定职业"和"剥夺荣誉",以使资格刑体系更完善.同时建议实行资格刑的分立与复权制度.     

从"写实"到"主义"——论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

在20世纪的中国,写实主义文艺的重心曾经从"写实"本身的"主义"转移到政治的某种"主义",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即令"写实主义"服役于"三民主义",演成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其形成带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因应抗战建国和批评普罗文艺的需要,而其实施则暴露出政治目标与人文内涵的冲突.张道藩对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建构和阐释显得中正、平衡、和谐,虽倡导有力的国家文艺,却又试图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由和人权,遂使其三民主义的国家文艺思想温和无力,最终走向自我消解.     

"秦暴"评议:以秦兼并天下的历史舆论为对象

虽然秦国及后来实现统一之后的秦王朝执政者自诩"秦德",然敌对政治势力多以"秦暴"指斥其军事强势与行政风格.对于秦实现统一的战争攻势,"秦暴"也是失败者历史感觉和文化情绪的记忆.基于对秦王朝政治节奏与政治倾向的反感,后来的政论与史论有持续长久的"秦暴"批判.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秦暴"舆论的分析,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遭遇败军灭国者的心理,有益于全方位认识秦统一这一历史变化的社会影响.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分野

文章主要讨论1904-1905年北京由启蒙知识分子主办的两份报纸<中华报>与<京话日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背景是清末民初启蒙运动,其动机因应着对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的反思.启蒙知识分子眼中的日俄战争,延续着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同时也昭示着世界政治潮流动向.办给上层人士看的<中华报>,屡屡对日本的野心、举措发出质疑,体现了明晰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的<京话日报>,则继续塑造日本"东方文明国家"的形象,借此树立与推广民众对"文明"、"维新"的好感与想象.两种报纸的报道差异,构成了北京报纸报道日俄战争的立体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