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的县制

在春秋列国中,楚国灭国置县,开创了中国古代设县的先河。研究春秋时期楚国县制,对于深入探讨我国县制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春秋时期楚国不分封,而采取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也源于楚国的县制。虽然楚国的县制还不完善,但是它为战国、秦汉以后以郡县制为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息县在中国县制史上的地位

关于中华最古之县,学术界历来存有争论.申、息二县是华夏大地诞生"县制"最早的地区.由申、息等楚县所显示的"县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县的行政首长由楚王直接任免;其二,县邑代表国家向县民征收军赋,用以组建直隶于楚王的地方兵团("县师");其三,地方兵团("县师")可由楚王直接调遣,参加楚国对外争霸战争.由申、息二县发其端的楚县的不断发展壮大,从多方面凸显了"县制"的优越性.根据"县制"的三个特点,顾颉刚先生以楚灭之"权"为春秋"第一县",缺乏立论根据.息县建县最早,县名最古且无更易,这在中国县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九品中正制再探

本文从所得州、郡、县中正官实例 ,分析认为 ,九品中正制中正官之设置似应为州有中正、大中正 ;郡、国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 ;县、邑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梁初仍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与坞堡的存在有关。     

县制起源之我见

县制起源之我见艾廷和郡县制，是我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直到如今，郡制虽然已经改变，但县制亦然存在。我国县制起于何时，古往今来的史志学家著论言殊，一般多说起于秦朝，就连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也都列为秦始皇之政。对此，很有必要加以探讨。县制...     

孔子不入晋国原因之探析

春秋末期,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到过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晋国。从鲁、晋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孔子的"以礼治国"思想与晋国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的冲突性和导致孔子临晋而返的直接原因三个方面,对孔子不到晋国的原因加以分析,同时亦可看出造成战国时期开始的儒、法之争的历史前因。     

宋代知县、县令荐举制度

为打破资格法的限制,选拔人才,宋代在人口众多、词讼繁杂、经济任务重、民族冲突多等繁难之县、不治之县、沿边之县实行了知县、县令荐举制。馆职、监司、知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充当了知县、县令的举主。从宋初的临时荐举到天圣七年岁荐的确立、经宝元元年的废除和恢复、元丰四年的废罢、元祐元年的恢复,荐举知县、县令制几经变化,最终确立下来。荐举制的实行引起国家选官制度和俸禄制的调整,士人对之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     

论春秋时期的楚县与晋县

在春秋时期的争霸和征服战争中 ,县制发展起来。这时的县制 ,一方面是邦的扩展 ,是按照邦的模式设置起来的 ;一方面又是邦的自我否定 ,表现出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尽管楚县与晋县各具特色 ,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我国历史上数县同治一城现象之探讨

我国历史上数县同治一城现象之探讨冯春生县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自春秋时期设立县的建制以后，２５００余年来，我国最基层的政区皆以县称之。每县有一城郭，作为县之治所，此为通行之制。另外，尚有一种以二县三县、四县同治一城，城郭亦为数县分属的特...     

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从渊源上看,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     

“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及其意外后果

国家与近9亿农民如何打交道,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中,国家资源的输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反而围绕着项目制形成了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和私人治理秩序不可逆的格局。这导致基层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性危机的不良后果,大量社会矛盾不断上移,体制不堪重负。科层化、专业化分工的县及其职能部门不是直接对接乡土社会的有效基层治理单位,建议将“以县为主”的项目制调整为“以乡村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     

楚武王的创新及其作用

楚武王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率先称王、首创县制、创立法治社会和任用人才等方面。率先称王使楚国的发展从此后不用受北方周天子的限制;首创的县制比分封制具有优越性,对古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创立法治社会使楚国从此走上法治轨道,为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法治资源;任用人才为楚国后来任用人才奠定基调,对楚国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辽宁省部分县(市)科技进步态势分析

县(市)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如何发挥科技对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成为县(市)政府部门的重要课题。通过对辽宁省部分县(市)科技进步态势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其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和自主创新等指标的具体情况和基本特点,总结差距和不足,为各级政府制定县(市)科技进步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

1912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其前期(1927年前)是省、道、县三级制,中后期为省、县二级制。辛亥革命后沿袭清末22省,1913年起置绥远、热河、察哈尔、川边(西康)特别区,后遂改为省。顺天府改置京兆地方,旋并入直隶省。阿尔泰区域由外蒙直隶中央,继又划属新疆省,并新设宁夏、青海省,另置过东省特别区和威海卫行政区。抗战胜利台湾省回归,东北地区划建新9省。1946年初承认外蒙古独立。该时期还创设直辖市和普通市,增添不少设治局。1947年6月全国共35省,1地方,12院辖市,57省辖市,2016县,40设治局,3管理局,131旗。     

中国历代官制的有益探索——《中国历代官制(上册)》评介

我国是一个有着4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古代官制,如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明清时期的内阁制,地方制度的郡县制或省州县三级制,以及培养、考试、选拔、监察、弹劾官吏制度,等等.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国     

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的形成及特点

春秋时期,晋国宗法分封制度开始瓦解,晋国陆续在边疆地区乃至内地推行县制。晋县形成经历了由边疆置县到内地置县的过程,发展较为充分,推广较为普遍,具有较大的社会经济意义,当然,春秋晋县在行政管理、赋役征收等方面既有浓厚的分封采邑色彩,又具有新的特征,是从分封采邑向郡县过渡的中间形态。     

县参议会对地方建设和社会事务之管理（1946-1949）——以浙江省鄞县县参议会议决案为例

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后，县参议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管理之中。以1946年成立的鄞县县参议会为例，参议员们关注的重心在于地方的经济﹑教育建设和稳定社会秩序。其主要手段就是在县参议会通过相关的议案并力求落实，使其在地方事务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论市领导县行政体制的社会历史基础

1983年以来,市领导县行政体制得到迅速发展。至1986年,全国已有三个直辖市、一百四十八个地级市领导七百零四个县,并代管二十四个县级市。领导县的地级市已占地级市总数的89%,而被市领导的县也已达县总数的34%。实行地市合并,由市政府担当起领导周围各县的职责,就实际上在省与县之间建立起一级行政组织实体,传统的以乡村经济为基础的省县制正在被打破。这是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隋唐五代时期的成都

南北朝分裂的局面,由隋朝把它统一起来了。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隋文帝取消了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变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因为这时的州郡,数字大大增加,北周末年,县为1,124个,郡为508个,州为211个。这样一个郡只领一两个县,实际上成了多余一级的政区,所以隋文帝把它撤销了。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又改州为郡,和秦朝的郡县制很类似。大业五年(公元609),全国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成都县仍为蜀郡的治所。     

县域扶贫项目制的“耗散”过程及其逻辑

扶贫项目制是我国扶贫开发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项目制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影响预期目标实现,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微腐败、利益共谋、贫困户参与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项目制的非制度性损耗。但从县域调查来看,项目制下扶贫资源在论证、申报、立项、实施、验收、监管过程中存在制度性耗散与非制度性耗散两种现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贫项目流程繁杂造成的时间耗费、扶贫项目跑动与论证过程的资金消耗、扶贫项目实施的机构增设与监督成本耗费;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项目虚报与重数量轻质量、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与阻工闹工、项目验收中的资金挪用和监管缺失等。扶贫项目耗散现象产生主要是在“项目治县”的县域发展逻辑、项目争取的县乡（镇）村竞争逻辑与项目实施中的政绩至上逻辑、项目效益的社会动员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