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三论

“高薪养廉”是某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腐倡廉中启用的手段,也是较为成功的经验。最近,在我国的反腐败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筹建中,也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为什么要“高薪养廉”？资本主义社会重法制,亦讲道德,为什么法不足以护廉,德不足以倡廉？怎样才能...     

浅谈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搞好反腐保廉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工作。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应该在坚持现有工作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全局和宏观上加大力度，着力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一、党风廉政制度必须法制化反腐保廉工作必须法制化，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一条基本方针，也是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再次强调了廉政建设法制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     

影响群众举报腐败行为积极性的五种心态

发动人民群众举报揭发腐败行为,是促进反腐保廉,使之卓有成效的一条重要措施。然而,目前这条措施却明显乏力,人民群众向组织举报揭发腐败的积极性不高。据新近的一则调查,在问到“您发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怎么办?”时,被问者回答“通过正当渠道批评检举!”的仅占39.2%,而60.8%的表示“保持沉默”、“发牢骚或跟同志议论”、“消极怠工”。人民群众的这种思想状况,不但不能推动反腐保廉斗争,反而会阻碍其深     

关键在于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最近,中共广州市委召开了以“反腐保廉、以法治市”为主题的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     

略论唐代的制举与殿试

葛翠玲同志在《唐代“制举”、“殿试”辨》①一文中，对我主编的《隋唐文化史》关于“制举”、“殿试”的一条解说，提出了很好的商榷意见。这里，我就唐代科举中的制举与殿试，略谈个人的一些浅见。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是按“常贡之科”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的制度，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制举是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即“其天子自诏者日制举”②。天子下诏举荐人才来源于汉代。但作为科举中的制举，直至唐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二月，设志烈秋霜科，韩…     

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几点理论思考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党建部分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首次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此后，关于党建五大部分内容的划分逐渐为理论界和宣传部门所接受。本文对“反腐倡廉建设”提法进行理论思考，认为“反腐”和“倡廉”两个词并列提出有其局限性，“倡”字应该改为“保”字，逻辑上才能讲得通，理论和实践才能统一起来；“廉”字有两层含义：“廉洁”与“廉价”；将“反腐倡廉”与“建设”进行搭配，不仅义理上不顺，而且功能上较虚，“反腐倡廉建设”实乃“反腐保廉政策”。还对党建内容的划分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规范和推动党建内容的研究。     

司马相如“买官”“窃色”“窃财”辨正

从西汉扬雄开始,对司马相如的批评就没有中断过,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买官”“窃色”“窃财”方面.汉初文景时期曾实行“赀选”的选官制度,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凭借的正是这种国家法定方式,是合法的,不存在“买官”的问题.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成都,是采用当时娶寡妇常用的“协议抢婚”的方式,不存在“窃色”的问题.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从卓王孙那里得到了巨额财富,其中很大部分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卓文君应得,不存在“窃财”的问题.     

孔子所授生徒科目之我见

孔子所授生徒之科目,直接关系到孔子教学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比较一致的见解是以经设教说。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写道:孔子“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整理出《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金景芳先生阐述得更为明确:“用今天的学校作比喻,六艺是六种科目,六经是孔子为六种科目所编定的教科书。”、(《中国奴隶社会史》第290页)至于孔子是否开设了其他科目,则只字未提。他如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占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     

从《会稽刻石》看秦始皇的女性观和个性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第五次出巡。这次巡行,他上了浙江的会稽山,祭了大禹,并在山上刻石立碑,碑文是李斯起草的,当然是秉承了秦始皇的旨意,内容除了颂扬秦德之外,还有一段匡正风俗的辞句:“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这段话三句一韵,说了四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不许有孩子的寡妇改嫁,《史记》三家注对“倍死不贞”都没作解释,按“倍”通“背”,指背叛死去的丈夫不能从一而终为不负。第二层意思是禁止两性关系混乱。第三层意思是严惩奸夫。第四层意思是对弃夫选嫁的女子,儿子不得认她为娘。这里的“子不得母”,“母”字起动词的作用。《史记正义》解为“子乃失母”,意思与下文不相连贯,且语无谴责之意,显系误释。     

钱究竟是什么?

D·洛克菲勒说:“他是我心爱的儿子,我非常喜欢他.”J·P摩根说：“它是对辛劳与美德的奖赏。”尤金·德布斯说：“很多人的钱被一个人拿在手里。”一般来讲，有钱人爱选第一种说法，可望有钱的人爱选第二种，贫穷的人则选第三种。     

“劳动力低廉”不是荣耀

朱四倍撰文指出,“劳动力低廉”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优势之一,但廉价程度有无底线?据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我国一向被视作各地区厂商生产工厂地区转移战略的主要目的地。而且长期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国学选士与稷下养土、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鸿都门学文学取士、宋代熙丰舍选与明清监生出仕等基本阶段;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学取士与其他选士制度的关系类型也各不相同,西周以国学选士为主体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察举诸科并行,隋唐以降则官学课试与科举铨选逐渐结合;同时,随着中国古代官学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官学选±又表现出国学选士、太学射策、熙丰舍选、伎术人流、监生出仕等具体形态。     

“爱”使“孤残儿童”拥有灿烂明天

“关爱祖国的未来，奉献最珍贵的母爱”——张效廉市长的题词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最好的写照!创建于2003年的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坚持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立足实际，在院内集中养育的基础上，先后开展了家庭寄养、儿童助养、     

外交部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

2013年12月12日,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这同时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发言人制度被视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选项”。外交部是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部委,从1983年至今,一共有27位发言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诠释中国政策。“问不倒”的发言人是怎样“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没有座位的发布会”发展为“全天候接受提问”的？     

清代科举与士子宿命论思想

自隋迄清,科目选士之法在中国绵延存在了1300年。比起两汉时期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科举制度所具有的重要特点是:读书士子不拘门第出身,只要籍贯无误、家身清白、未居父母之丧者,均可应考。上自仕官之家,下至寒之士,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家庭条件优裕者,固然最有中式的保障。家境贫寒者,倘若资质颖悟、勤勉好学,也极可能科场连捷,乃至擢巍科。这种带有竞争机制的制度,本来是利于激扬士类,奋力搏争,以期跻身仕途。但是,在清代读书人当中,又十分广泛流行着宿命论、因果报应说等神学迷信思想,认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本文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从“问题意识”、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作为“关系”的制度史、严格学术规范 ,加强学术交流四个层面阐释了什么是“活”的制度史 ,以及如何才能将制度史研究做“活”的问题     

起底外交部发言人制度

发言人制度被视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选项”。外交部是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部委,从1983年至今,一共有27位发言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诠释中国政策。“问不倒”的发言人是怎样“炼”出来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没有座位的发布会”发展为“全天候接受提问”的？     

唐代“制举”、“殿试”辨

唐代“制举”、“殿试”辨葛翠玲唐代科举有常举、制举之分。常举，一般是指岁举性科目。关于制举，赵文润先生主编的《隋唐文化史》将其解释为：“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通常在京城宫殿上举行，所以又叫殿试。”其实，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据《新唐书·选举志》载...     

《社会工作实务（中级）》课程分析与应考策略

一、考试特点 按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暂行规定》、《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以及《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大纲》的要求，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既要保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又必须符合中国本土国情，同时要突出“能力为本的原则”。因此，《社会工作实务（中级）》的考试既应当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三门考试科目中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科目。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