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乡人口的扩散与集聚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一期刊登王桂新关于上海城乡人口扩散集聚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心城与郊区农村人口同时膨胀“外溢”,同时向郊区城镇扩散、集聚,是目前上海城乡人口迁移变动的显著特点。如何处理上海这一城乡人口迁移变动问题,是一个事关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一、这种郊迁扩散与转移集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从上海整个城市系统来看,中心城人口的郊迁扩散与郊区农业人口的转移集聚是发生在同一系统不同层次的人口迁移变动现象。中心城人口的扩散,是从上海城市系统最高层次的中心城呈放射状态向相对较低层次的郊区城镇流动,而郊区农业人口的转移集聚,则是从最低层次的乡村以向心     

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要素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人口集聚为城镇化提供重要动力,而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人口要素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系统。本文构建关联协调度模型分析近15年来我国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状况。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集聚水平和城镇化进程由不协调逐步转向协调发展,即初期在传统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而在后期的新型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开始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改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收入结构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隐患,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集聚与城镇化继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省际比较分析CSSCI

人口集聚现象背后有着多重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对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观察分析,本文构建了评价区域人口集聚能力的指标体系,继而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强弱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人口集聚的特征和能力,27个省区可以划分为5个类别;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人口集聚能力最强,黑龙江、吉林、青海、甘肃、内蒙古人口集聚能力最弱。     

加快上海郊区城镇化发展之我见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郊区的城镇化,为我国学术界所瞩目。特别是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各自从本身学科角度出发,对上海郊区城镇化问题认真开展研究,并就如何加快上海郊区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纵观以往研究,从上海城乡人口的扩散集聚变动方面来探讨上海郊区     

乡村—城镇人口迁移对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及估测

<正> 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集聚的过程,不仅影响着城乡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影响着两地人口的变动。就其对人口变动的影响而言,乡村——城镇人口迁移不仅直接影响到城乡两地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空间的再分布过程,也影响着城乡人口年龄、性別等构成的变动。更为重要的是,迁移还直接影响迁移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从而更进一步地影响到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和总人口的变动。随着乡村——城镇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它对人口变动的影响也日趋显著,本文仅就乡村城镇人口迁移影响妇女生育水平,进而影响总人口变动这一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人口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的演变特征与时空格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的分析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人口规模的变化及其结构特征关系到城市的兴衰。以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收缩型城市,揭示其人口结构特征,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我国“七普”期间城市收缩时空演化的新趋势、新格局与新特点。研究发现：城市收缩与城镇化快速发展并存,且收缩型城市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短缺趋势,收缩型城市的人口问题与异地城镇化问题交织,制约其进一步发展;我国人口收缩型城市数量增多且收缩强度增加,收缩区域呈现扩散态势,城市收缩重心与人口分布重心偏移趋势相异;城市收缩在向外扩散的同时在空间上还具有集聚特征,同时区域间的人口分布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口收缩型城市呈蔓延式扩散的内在动因。基于以上,文章认为：收缩型城市需“开源”与“节流”双策并施,从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改善经济效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体系,抑制人才流失,通过兜底性保障政策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过重问题;面对收缩型城市的扩散趋势以及人口越发集聚的分布趋势,可以通过做大做强都市圈实现抑制城市收缩现象的蔓延和人口的过度集聚;区域均衡发展是缓解城市收缩蔓...     

兰州—西宁城市区域人口密度梯度变化及内在机理研究

基于SNEF的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揭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的人口密度梯度变化,进而探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趋势,并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来解释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梯度变化的内在机理。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兰州—西宁城市区域存在的兰州市、西宁市与临夏市三个人口高密度中心表现出不同的密度梯度变化特点,也反映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趋势。兰州市与西宁市呈现出密度梯度上升,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而临夏市密度梯度下降,表现出人口向外扩散的趋势。通过岭回归建立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密度梯度变化主要受城市规模、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第一从业人员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对于密度梯度变化的影响不显著。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为例

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也包括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中村"是我国大城市扩张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阶段.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城中村"的出现,"城中村"土地、人口、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城市化特征.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城镇新增贫困人口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净流向城镇。这一方面推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其贫困发生率大致在3%以上。为预防和保障人口流动中的城镇新增贫困人口,应该采取措施分类引导人口的城镇化,建立和完善进入城镇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城镇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避免过度的城市化带来城镇贫困问题的扩大。     

城乡一体化与我国“二元”生育政策改革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生育政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大势所趋,由此会带来生育政策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多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认为选择新的区分城乡人口的标志来代替户口以维持现有二元政策的方法不能成立;城乡统一的更严格的生育政策不符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现有的二元生育政策经两阶段六步骤调整为城乡一体的普遍二孩的生育政策是一种更优方案,它既能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生育政策执行问题,又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The limits to cumulative caus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Mexican Urban Areas

We present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o suggest that the principal mechanisms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do not function in large urban settings. Using data from the Mexican Migration Project, we found evidence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in small cities, rural towns and villages, but not in large urban areas. With event-history models, we found little positive effect of community-level social capital and a strong deterrent effect of urban labor markets on the likelihood of first and later U.S. trips for residents of urban areas in Mexico, suggesting that the social process of migration from urban areas is distinct from that in the more widely studied rural migrant-sending communities of Mexico.     

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逻辑斯蒂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险等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缓解经济压力是老年人劳动的主要原因,但社会参与成为高学历城市老年人群参与劳动的重要动机;良好的身体状况提高了老年人劳动的可能性,对农村和男性老人的影响尤为突出,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参与倾向。     

城市农民工在城乡两地社会地位的比较分析及相关探讨

我国大多数城市农民工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与其户籍所在的农村及工作所在的城市保持密切联系。分析表明,农民工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城市地区,并且这种社会地位的相对差异无论是对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还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均表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相应的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但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和紧迫性的应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及各种面向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程。     

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选择性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老年人口跨地市级迁移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口依旧把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与青壮年人口迁移方向产生同构。城乡老年迁移人口在迁移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城市户籍老年迁移人口受家庭因素驱动更大,农村户籍老年人的迁移原因更多元。从对迁入地的影响来看,国内老年迁移人口的迁入地过于集中,将对迁入地的社会医疗服务设施等构成巨大的压力。     

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俄罗斯人口转变过程开始的时间较晚,但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地区差异大,而且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差别,老龄化形势严峻。制定合理的、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政策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