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幢寺与清代广州文人文化活动研究

海幢寺是广州著名佛教寺庙,其始建于南汉,后几经兴废,至清代得平南王尚可喜资助,规模扩大,被称为清代广州五大佛教丛林之一。海幢寺不仅是广州佛教圣地,而且其环境优美、书画收藏丰富,僧人文化修养较高,是清代广州文人聚会雅集之所,对岭南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近代岭南文化形成中具有独特的人文意义。     

中古北朝佛教与社会救济

中古时期,佛教盛行,不仅佛教造像刻经发达,也产生了重要的佛教救济事业。佛教传入中国社会,不仅为中土提供了超验的神学体系和独特的宇宙解释系统,而且其完整精致、充满同情的伦理价值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主的伦理道德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在现实层面,佛教则为民众主动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性。     

易安词与南北地域文化关系探微

李清照的易安词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婉约清丽的特点,其前后期词风有着明显的转变,这在学术界已成为共识。人们多将其词风的转变归结于生活的巨大转折,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易安词整体词风的形成和转变还与南北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北方的儒家文化、齐鲁地方文化及南方独特的地理特征、地域文化等都对李清照的词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词风的形成是南北地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问佛教信仰

自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的理想场所。佛教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深深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信仰于本区兴盛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二是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此外,还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随着佛教在本区的传布,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及民间祭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理意蕴

王维因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 ,不仅对佛教有精深的研究 ,而且还虔诚笃信佛教 ,因而被人称为“诗佛”。这使得其山水诗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同时 ,还透露出一种浓郁的禅理意蕴 ,表现出一种清新自然而又空灵蕴藉的独特诗风     

佛教与东方文化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具有更多的文化属性。源于印度的佛教不仅表现了民族文化特点,而且在南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佛教中国化是文化过滤与文化变异的结果,汉化佛教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西亚北非文化影响,在强盛时期又远播西亚北非地区,对后起的伊斯兰教苏非派也有一定影响。佛教沟通了东方三大文化圈,表现出鲜明的东方文化特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     

唐宋时期汉传佛教在龟兹地区的传播——以菩萨信仰为中心

唐宋时期是龟兹佛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由于中原和龟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紧密,汉传佛教对龟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汉传佛教菩萨信仰不仅包括弥勒、地藏、观音、大势至和文殊等菩萨信仰多种类型,而且内涵有所发展和演变,并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艺术风格上,既有中原艺术的因素,又具有龟兹艺术传统的延续,更体现了回鹘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     

夏丐尊的佛教思想与散文创作

来自“旧营垒”的夏丐尊一方面吸取了异域文化,获得了恢弘的眼光;另一方面,以佛教作为自己思想的信仰,而且佛学“兴味”与日俱增。但佛教思想并未泯灭他忧国忧民之念,于是“出世”与“人世”都影响了他散文的创作,并使之形成丁独特的艺术风格。     

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与神权政治特质

从整体看,藏传佛教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还保留了原始苯教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从而在民间传说、伦理风俗、信仰体系、宗教仪轨等诸多层面带有雪域高原的鲜明印记,成为最具地缘特征和神权政治特质的宗教文化体系。     

20世纪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再创造

20世纪山东作家在继承了齐鲁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新的精神传统.这种新传统主要表现为文化守成主义、道德理性主义、民间英雄主义.这三种精神特征既是20世纪山东文学独树一帜的文化品格,又是齐鲁文化传统在20世纪实现现代转换的历史印记.     

《易筋经义》中的佛教历史观?

佛教历史观不是佛教基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形成的观念，而是说佛教系统中存在着一定的有规律的历史演化轨迹，这些轨迹根植于历史的创造者，由此体现出佛教历史观具有某些特点。精英佛教历史观具有精英化、理论化、系统化等诸多特点，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了学术主流。作为一个个案，《易筋经义》从侧面展现出明末以来佛教历史观的转变，其作者、内容、表达方式、情节、地位等无一不附有“小传统”的痕迹。佛教历史观中的“小传统”之塑造不仅源于作者的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展现出作者哲学观念的与众不同。     

小巷文化的独特镜像——论苏州小巷文化对陆文夫小说创作的影响

苏州小巷文化对陆文夫创作影响很大,不仅体现在题材与表现对象的选择上,而且在创作思想、结构布局及艺术表现等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小巷文化"印记。同时,还冲淡了其紧跟时代的急功近利色彩,形成一种含蓄蕴藉的"糖醋现实主义"风格。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集中之地,也是皇室意志以及人们对生活追求的缩影。龙门佛教艺术与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密切相关。北魏龙门石窟气质清秀、风格迥异,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色和人们的审美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背景和南北人员交流等,对北魏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龙门石窟造像所体现出的审美文化中可以洞察南北绘画美学精神的传导与交流。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藏族佛画艺术评介

公元七世纪中叶,随着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的进藏,佛画艺术也和佛教同时传入了藏区。据《莲花生大师传》和藏籍《巴协》等记载,赤松德赞修建桑鸢寺时,佛画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了。 传入藏区的佛画艺术由于和当地绘画艺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形成了一门独特的绘画艺术,这门绘画艺术就是流传至今的藏族佛画艺术。它不仅继承了藏族传统,而且吸收了印度、尼泊尔和我国汉族的艺术营     

佛教与刘长卿的思想和创作

刘长卿与佛教关系密切,佛教思想贯穿其一生,随着他仕途的坎坷而不断加深,对他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近代齐鲁地域民间服饰色彩解析

今天的山东古称齐鲁,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的历史演变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思想、艺术文化、民俗风情等表现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内涵,其中,民间服饰色彩是表现这种传统文化和民间风情的重要形式。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的收藏为基础,对其服色进行统计、分析,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总结得出齐鲁地区民间服色符合汉民族传统的色彩审美文化观,传承了汉民族尚红的文化习俗,同时又具有独特的色彩搭配艺术和形式审美理念。     

论佛像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四川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在该地（古蜀国）不仅发现了大量佛像,而且还发现佛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和古文字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佛教起源于印度存疑。大量的佛像实物和佛像载体,印证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有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起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