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之赋化倾向探析

南朝时期盛行骈文,文士在创作骈文的过程中往往借鉴辞赋的创作手法,致使骈文呈现出明显的赋化倾向.具体来说,这种赋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将辞赋的典型创作手法运用到骈文创作中;二是讲究工整的排偶,推动骈文走向成熟.此外,文中用韵以及文末杂用骚体句式也是受辞赋创作影响所致.     

东汉京都赋的历史化倾向

东汉京都赋作为汉代赋作中久负盛名的篇章,被萧统《文选》列为赋的首类。较之西汉赋作甚少描写史事,东汉京都赋以城市作为描写对象,赋家在赋中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多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史学角度创作作品。在叙事铺陈上,采用纵向的历史思维来书写历史;在叙述手法上,采用历史的实录的手法;在创作内容上,以史家口吻进行议论,创立了赋学创作的新模式。     

韦孟韦玄成诗之雅颂余风与赋化倾向

就西汉四言诗而言 ,从韦孟到韦玄成 ,《诗》《骚》时代最广泛的以叙先烈、述祖德而讽谏的诗 ,已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 ,汉儒强调“美刺”的《诗经》批评与当时的实际创作完全脱节。四言诗的赋化倾向是诗人力图消解这一矛盾的努力。西汉四言诗的发展历程证明不是遵循“美刺”的原则而是回到传统的“言志”的主旨上来 ,四言诗才有可能找到新生之路     

论南朝艳情诗女性描写的娱乐化与物化倾向

艳情诗指以华艳辞藻、玩赏心态吟咏女性的诗篇.南朝此类诗作,对汉魏以来传统女性诗歌题材进行了全面的娱乐性改造,也开创了大量新的表现领域.南朝艳情诗的女性叙写,因为失去了伦理教化意味与政治托喻功能,而演变为单纯吟咏美色,体现艳情趣味的娱乐之作.而诗作中泛叙的女性,也因缺乏"人"的个性和情感而沦为物品的聚合体或物化的审美对象.     

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

艳情是南朝文人乐府诗最重要的题材类型。经宋齐而至梁陈,艳情乐府诗创作进入繁盛期,由齐入梁的沈约和萧衍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作家。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根据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抒写独居女子的相思相怨、愁苦无聊之情;另一类重在描写青春少女的德音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南朝艳曲新声的兴盛、文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前代艳情乐府诗的影响,是南朝文人艳情乐府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论杂文的小小说化倾向及其成因

学术研究是促使人类走向坦途的重要活动,具体到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学术研究则象征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前进方向,象征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价值取向、智力水平和尊严。时下我国的科研院所、各大高校等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则形成了僵硬的量化指标。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界,研究成果只用专著或论文的多少、长短来衡量,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学术管理方式,但一味地过分追求某种形式的东西而忽视学术的内在动力及其精神显然是不尽客观的。鉴于此,本刊特开设“学术短论”栏目,刊发有一定创新精神、短小精悍的学术短文。为思想的光芒一片蓝蓝的天空,给思考的阵痛一块分娩的容身之土,以期挖掘培养年轻的学术新锐,为国家学术的繁荣昌盛尽绵薄之力。     

文学批评表扬化倾向批判

文学批评的表扬化倾向是当下文学批评积弊中的突出病象之一。本文对该现象的实质和严重危害进行了分析批判,并从政治、历史、道德、文化的角度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弘扬批判精神是拯救与振兴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试论南朝齐梁文弊的特征

南朝齐梁文学处于中古文学的"新变"期,在"新变"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良倾向,当然也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齐梁文学所呈现的不良倾向和主要弊端有三个特征:一是泛情主义之病;二是文胜质亡,重采轻骨;三是偏重于形式技巧的追求。     

论南朝诗歌世俗化的成因

南朝时期,诗歌摆脱了伦理和玄学的束缚,描写日常生活,表达世俗情感,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这种现象的形成,决定于诗歌雅俗交替以及诗乐分合的嬗变规律,而由思想、文化、艺术等构成的南朝特定的人文环境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当然,文人素质的弱化也是成因之一。对南朝诗歌风格中的世俗精神应予以客观评价。     

明赋递嬗中的明代海赋

海洋是明赋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初,文人多效仿西汉体物大赋,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弘治后,复古派充分发挥赋的刺世功能,抒发悲怨情怀;明末一方面避世文人以抒情小赋玩赏幽情,一方面心怀苍生的学者文士则继续高举复古大旗创作悲壮的骚赋。在明赋的发展中,明代海赋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其中受到了历史因素、政治事件、文学理论、哲学思潮、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海赋的发展基本符合明赋发展的走向,大体可分为歌功颂德、辞藻竞骛的准备期,因情立赋、面向现实的发展期与各体兼备、蔚为大观的繁荣期三个阶段。从对前代的接受而言,明代海赋对讲究征实、热衷议论的宋赋的肯定较少,而对标举古风的元赋则在题材和具体字词上多有沿袭乃至发扬之处。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

唐代诗人大多好饮,杜甫在继承前人嗜酒狂放的传统之外,将“穷愁”引进原本高雅的酒文化,并赋予“酒”以全新的内涵,他的酒诗以“俗化”、“穷愁”为外在标志,但其精神内核却是阔大疏朗、坚韧深沉的,打破了传统酒文化在疏狂外衣掩盖下的汲汲于个人得失的狭隘,体现了文化承载者自觉的殉道精神。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南宋理学家对 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学为异端邪说，藉以标榜理学为继孔孟绝 学的正统，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源，予以无情打击。陆九渊 对王安石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国理想给以赞誉，但对王安石新学亦持批评态度。理学家批 判新学对南宋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是在“法祖”的旗帜下，使南宋社会上上下下 因循守旧、政治上保守主义日益弥漫，并且直接影响了元明清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评价。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承传道统 赋为诗史——论李谐及其《述身赋》

文章通过对李谐生平及其《述身赋》的分析,认为李谐出使梁朝,于南北多年对立之后,在沟通南北来往、缓和南北对立局势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李谐其貌不扬而多学有识、善于言辞,使南中得到梁武帝等人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南北两方都以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心态。李谐的《述身赋》真实地反映了在南北朝战乱之际、尤其当北魏末年朝无明主、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社会普遍希望有人结束乱状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史诗的作用;在对少数民族没有"华夷之辨"的意识;在忠君与忠于国家一点上更重于忠于国家;这些都应该予以重视。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