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治理的制度解构

作为一种相机抉择,信任治理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结构.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产生必须基于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人才机制、企业文化以及信任媒介的基础性保障,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演进必须基于授权机制、革新机制、沟通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评估机制的合理配置,而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退出则须借助于风险防范、利益协调以及失信惩罚等制度方法.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

家族企业是普遍存在的企业形态,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家族在企业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核心支配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传承是界定家族企业的关键。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一、关系式治理、激励和约束的双重性以及家长式领导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主要特征。这些特性使得家族企业具有低成本、高凝聚力、决策高效、成长迅速等内在竞争优势。我们应理性地看待家族企业治理的特性。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公司治理的本质是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体系、文化和制度规范的安排。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环境尚不完善,企业内部的监督体制不健全等因素,导致股权结构不合理,经理人激励与约束“双重软化”等公司治理问题的存在。完善公司治理的措施有: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等。     

新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路径论析

政府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实施,更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润泽和坚守。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积极推进政府伦理治理,坚守服务、诚信、民主、法治、廉洁、责任等伦理原则,不断加强制度安排的道德引导、决策过程的伦理控制、治理行为的伦理约束等,提高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伦理意蕴,以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进国家善治。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家族企业信任治理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构建家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利用信任机制解决控制权以及相应的索取权是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家族企业从可持续发展经营理念出发,选择与内外环境相匹配的信任机制,可以实现长寿.关系运作是当前中国信任的主要机制,由此产生的家族信任治理是初创阶段的必然选择,随着信任范围的扩展与作用机理的变化,治理模式将呈现出由家族治理向共同治理演变的趋势.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考

美英两国在保留家族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有选择地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融入家族企业,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家族色彩浓厚的日、德两国家族企业,以保障相关者利益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为基础,是一种内部监控型模式;深受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影响的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异同点,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和发展有益的启示。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家族企业发展中的软约束:两种类型及其危害

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在领导人产生机制上,实行基于特殊关系的亲亲原则;二是在企业治理机制上,实行基于唯亲观的人治原则。这两者都是滋生软约束的沃土:一者,家族成员往往把企业资产视为家族财产,把企业业务看作是家族事务,把满足成员对组织的期待看得比组织的成长更加重要,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财务软约束;二者,家族企业往往因亲情至上而缺乏一般性的管理规范,以致治理往往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从而引发了治理软约束的泛滥。这双重软约束还滋生出各种非法行为,从而严重限制家族企业的成长。     

论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它是一种法理型权威。司法权威一方面源于法律对司法机关赋予的权利和司法权运作的合法性、合理性 ,另一方面取决于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司法权威与法律权威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现实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司法权的权威并没有完全树立 ,要树立司法权威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论政府管理的发展

在统治型政府中，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统治职能的补充而存在的。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政府的管理职能随之替代了统治职能，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政府的管理先后经历了自由主义的政府管理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管理两个阶段。在全球化的今天，政府管理面临着危机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自治力量成长和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面对政府管理的新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要面向未来，不断开拓创新，既要吸收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正确看法，又不能完全照搬。我国应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吸取人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论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要随之加强和改善,在管理目标、管理内容、管理原则、管理环节、管理方法等方面走向科学化显得尤为重要。     

WTO透明度与中国的行政公开问题

本文介绍和分析WTO透明度及其对中国行政公开的重大影响,分别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论述行政公开的基础和模式,侧重于行政公开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思想基础,最后通过学界和民间两套不同的话语来叙述中国的行政公开问题并根据WTO透明度原则提出中国行政公开的变革方向及路径。     

试论行政法的控权功能

本文通过对行政法的概念、传统行政法的基本构成以及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的论述 ,阐明了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及平衡目标     

银行公司权力配置与公司治理

现代银行公司的经营特点使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凸现了出来,分析发现由于这一原因,公司治理契约双方在专用性人力资本出现并内生于银行公司治理契约的设计时都会不满足于事前的公司治理安排,双方均希望事后对治理契约进行再谈判。因此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将是一种保持着一定灵活性的相机性治理安排,其中也包括银行公司控制权的相机转移。     

政府管理中的双重领导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的“条块关系”

地方政府中的职能部门要接受双重领导,是中国政府管理中的一大特色。双重领导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一种"不理想"但却"必要"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政治功能在于维持政治统治结构的基本平衡,维护中央权威和保障国家统一。未来政府模式的变革和再造,必须充分吸收这一优点和特色。     

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

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 ,探讨了中国行政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价值目标、行政权力运行方式。认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发展 ,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行政环境变化 ,逐步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发展的方向及其体制、高效廉洁的价值目标、依法行政的权力运行机制 ,使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呈现出无限生机与活力 ,前景光明     

论党的执政理论的新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在正确回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一重大战略问题时,深刻地阐述了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方式和执政使命,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党的发展的执政理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动指南。     

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文化建设

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固然需要现代化的行政技术手段,但更需要有相应的文化背景。作为行政管理主体的政府,其文化对行政观念、行政行为和行政体制都有着巨大影响,对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中国政府文化建设中仍存在着制约行政管理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整合与再造中国现代新型政府文化应坚持“效能、服务、开放、诚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