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同时是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同志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与阳历的推行

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中,将中国历法史划分为古历时期、中法时期、中西合法时期和公历时期,指出:“辛亥革命后改用公元”,施行阳历,“和旧历根本不同”,“可以说中国历法的一个革命”。孙中山先生也说过,“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改革”。的确,首次在全国境内实施阳历,不仅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革命性变化,也是孙中山先生长期致力     

评《诗比兴笺》对《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的歪曲

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藏用》(简称《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与他的《感遇》三十八首一样,是他复古革新,掀起唐初诗界革命的代表作。这些诗篇,大多内容充实,刚健质朴,荡尽了梁、陈宫体余风,驱散了笼罩初唐诗坛的上官体阴霾,给辉煌灿烂的唐诗高潮的到来,负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任务。所以,有的人称赞他:“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有的说:“唐诗自陈子     

太平天国时期反孔尊孔言论选编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革命,也是较之历代法家更为坚决彻底的一次反孔斗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本重要的教课书。为了有益于当前批林批孔的深入,我们以洪秀全和曾国藩这正反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为主,编辑了《太平天国革命时     

谈方言口语对训诂的作用

<正> 历代诸家释“训诂”,有涉及方言的,也有不涉及的。郭璞在《尔雅·释诂》的注中明确地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就涉及训诂和方言的关系。而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睢》的疏中,只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入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但是此说虽然在字面没有提到方言二字,而在“古今异言”这四个字里,不能说不可以包容方言,只不过是提法笼统,没有强调方言罢了。所谓“古今异言”,可以这样理解:古与古有“异言”,今与今有“异言”,古与今有“异言”。在同代的“异言”里,主要是指方言同通语的差别。这种差别,     

虞芮国故址小议

《诗经·大雅·緜》中有“虞芮质厥成”一句。虞芮二国的故址在今何处,过去许多注本都没注《毛传》只说:“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当代注本,说:“虞,古国名,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芮,古国名,故城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十里。两地相去甚近。” (见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我认为,“相与争田”的虞国故址不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芮国故址也不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理由是,那时还没有在该地的虞国和芮国。     

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与黎澍同志商榷

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见1984年《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中指出:“历史是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并认为:把历史说成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错误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这是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在《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见     

不能忘却的历史经验——论《呐喊》对辛亥革命的描写

在《呐喊·自序》的开头,鲁迅说过:“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其中有一些作品,如《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等,对以辛亥革命为历史标志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作了直接的描写,把这场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多方面的历史经验熔铸到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和典型之中。鲁迅后来谈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的时候说:“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呐喊》里的这些作品总结了同样是鲜血凝成的历史经验,这些正是作家不能忘却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鲁迅以他的警动人心的“呐喊”,昭告新时期的革命者,不能忘却辛亥革命这前车之鉴!因此,《呐喊》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来     

《诗经》“夭夭”小考

“夭夭”一词在《诗经》中出现过两次.《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毛传》:“夭夭,其少壮也.《邶风·凯风》:“棘心夭夭”,《毛传》:“夭夭,盛貌”;《郑笺》;“夭夭,以喻七子少长.”按照传统的解释,“夭夭,是“少壮、茂盛”义.可是,闻一多先生否定了这种一千多年来的传统说法,认为“夭夭”当是“屈曲”义.他考证说:《说文·夭部》:“夭,屈也.”《凯风》篇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谓棘受风吹而屈曲也.乐府古辞《长歌行》:“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语意全本诗风,“夭夭枝叶倾”者,正以枝叶倾申夭夭之义,倾与屈义相成也.《桃夭》     

要全面地评价韩愈和他的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四四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又说:“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三○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待历史人物,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     

归有光的文论

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风,“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复古文风盛行近百年,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渊源,茅盾曾在《夜读偶记》中加以说明。但流风所及,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弊端。在复古文风笼罩下,竟至有人认为“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这就完全割断了社会生活同文学创作的联系,完全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实际上堵塞了文学创作的路子。物极必反,反对复古文风的人接二连三出现了。《明史·文苑传序》说:     

法国革命史的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争论

一、引言今年的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列宁说过:“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列宁全集》29卷·第334页)早在50年代,苏联科学历史研究所编的《近代史教程》,已经把法国大革命当作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近年来,许多欧美史学著作也把1750     

怎样理解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运动

在中共党史教学中,常有一些同志提出疑问;五四运动既没有完成反帝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为什么说它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是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名论文中下的定义。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     

五四启蒙运动初探──兼评“五四启蒙运动中断论”

五四启蒙运动初探兼评“五四启蒙运动中断论”朱玉湘１９１５年《青年》杂志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的文化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但从５０年代起国外就流行所谓新文化运动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或弄糟了的论调。前几...     

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

有些历史著作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如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见《(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139页);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说朱元璋“逐步变质,最后叛变了农民革命”(见《朱元璋传》第301页);南开大学历史系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说朱元璋在“背离农民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站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见《中国古代史》下册第203页)。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我们分析封建制度下的农民革命,评价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都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朱元璋是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下面,简略地谈谈个人的浅见。     

对张謇先生五篇文章写作时间的考证——张謇与“五四”运动之一

自从1979年南通市图书馆开辟张謇研究资料室、开展张謇学术研讨活动以来,3次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多次国内张謇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张謇与‘五四’运动”内容的专题的论文,一篇也没有,有的人是回避这个专题。我们决定开一个头,以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对这个专题进行探讨,即使最后的结论仍是《辞海》(1979年版)的结论:张謇“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反对革命”,这样,我们也是重新研究过了。有位领导指示:“应该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张謇。”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无私无畏。我们对于张謇先生在“…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

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革命八事”是就当时中国文艺状况而言的。此为胡适的由衷之言。所谓“当时中国文艺状况”即指南社的创作倾向。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胡适的留美同学如梅光迪、胡先、任鸿隽、杨杏佛等都是南社社员和《南社丛刻》的作者（第１１集起）。胡适通过与这些同学的交流，并直接获读《南社丛刻》，熟知南社的创作倾向。已经接受了现代哲学、文学观念训练的胡适，在审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轨迹，推断未来历史走向时，居当时文坛要津的南社便成了胡适视野里的一个主要对象。“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     

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与历史研究方法

唯物史观通常被理解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在《历史运动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下面简称《层次》)等文章中,庞卓恒先生说这个理解不够全面。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唯物史观是从一个现实的前提出发的,而上述理解没有包含那个前提。”     

从希腊史诗看华夏民族史诗

一世界的文明古国,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如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訶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等。而古代中国却找不到这样规模宏大的民族史诗。(按:本文所用的“中国史诗”概念,均指汉民族史诗)华夏民族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最早说中国没有史诗的是黑格尔:“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70页)朱光潜先     

关于越中竹枝词

考订《竹枝词》之起源,《乐府诗集》云:“竹枝,巴歙也。”巴,即巴郡,在今四川东部,歙,即民歌。“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亩渐稀。”可见这种流行于川东一带的民歌,古已有之。及至唐代,《竹枝词》获得了划时代的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流传下来的。”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对先前《竹枝词》采录和润色的唐朝文人,就是颇有见识的著名诗人刘禹锡辈。周作人也说过:“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