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发展的认识误区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走出发展认识上的误区，确立科学发展观。一是走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误区，确立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二是走出“以物为中心”的误区，确立人是发展动力中心，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高目的和根本条件的观念。三是走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至上论”、“难免论”、“对立论”的误区，确立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现代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地球整体和人类整体观点。     

浅论依法治国运行环境的构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早已载入宪法，用国家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保障。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依法治国顺利地实施，必须要有良好的运行环境，否则，依法治国就不可能达到法制建设应有的高度。本文从构建积极的舆论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法律至上、法律至尊的理念环境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环境因素，它们是推动依法治国顺利实施的强大动力，是确保依法治国取得良好成效的必要条件。     

企业必须依法而治

企业必须依法而治孙秦荣，王洪海一、要搞好全业必须实行法治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更是一刻也离不开法治．“法治”就是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法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保持政治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政治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和保证，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处理好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跨世纪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一、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当今各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特别关注，其原因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的发展是与长期的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①而中国经济发展对国…     

试论宗教对政治稳定的双重作用

社会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既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又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现代化建设的再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十分强调政治稳定的重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冲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①；“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②‘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③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深化改革、扩…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释放新时期政法工作新思路

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政法机关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线，坚持一手抓当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一手抓政法事业长远发展，以平安建设、法治建设、队伍建设“三大建设”为载体，以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四项改革”为重点，以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五个能力”为保障，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法治中国建设——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

法治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立法工作对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有着深远重大意义。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影响下,随着《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的发布,地方也根据各地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规划的形式完善立法机制和开展法治建设。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轨道中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也要开展国际民主制度对话,进行制度互鉴,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读出中国民主故事、共享中国民主经验。     

走出依法治国主体认识的误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做为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民主法制建设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法治,突出“法律至上”原则。这不只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标志着法律在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地位。从法理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法律的统治,不可能在法律的统治之上或之外还有不受法律统治乃至统治法律的东西。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法律至上就是人民意…     

略论中国公民的法治观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从目前法治践行状况来看,不容乐观,令人担忧,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的法治观念淡漠。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它对法治社会的生成和运转起着重要作用。要从立法、司法、教育、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培育中国法治观念,促使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传统经济思想和传统政治思想之间具有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在哲学思想上：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石有三，一是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特点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二是以“特色论”、“两点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论学说；三是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现在经济思想方面：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浓重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变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他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崇尚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思维定势的变革，也是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邓小平的系统改革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他的民主与法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履行执政职能 ,制定各项政策的关键。要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 ,必须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 2 0年来 ,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因此 ,“三个代表”思想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有必然的关系。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制定法间的调适——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实地调查为基础

在中国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和大量地移植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瑶族习惯法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规定。通过实证调查,比较瑶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在不违反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国家制定法应尽量地吸收当地的习惯法,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笔谈）——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重新兴起，大有成为当今西方经济理论主流的趋势。这一思潮在空前发展中自然也传入中国。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有些学者做了某种变形，并把“国有”现象与政府管理绝对地等同，似乎弱化政府管理就可以解决像产权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本栏目的6位作者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他们曾共同探讨了政府管理必要性这一问题，认为法治下的社会经济管理应当是政府管理的强化，至于所谓“中国政治的一个悖论现象，国家机构不履行国家职能，而是层层职能机构正在演变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主体”，则要归属另外一些研究范畴，譬如从行政建设方面予以解决。陈勇勤教授的论文主要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认为要区分国家与政府，要理解自治的度和政府管理的度，而与“K域问题”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管理的争论，关键在于以法制作为判别标准。柴志春、谢洪波、范国英、陶宏伟、王朝旭的论文分别针对中国土地市场、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国股票市场、中国金融、中国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不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希望这组论文能够推动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邓小平关于发展与稳定的思想与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发展与稳定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指导我们搞好我国民族工作的思想武器了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扎扎实实地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做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的工作；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做好民族地区的稳定工作，为全国的发展创造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加上敌对势力的破坏利用，要特别注意，并及时处理好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经济转型期的政治稳定探讨

政治稳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统治阶级的既得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的维护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是以此为前提和基本保证的。事实表明，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其政治部较为稳定，恰恰是那些力图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政治相对来说易出现不稳定。在我国，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政治稳定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何谓经济转型期的政治稳定？经济转型期影…     

试论中国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及其民主意蕴

社会公共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形成“有衡”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公共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中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的法治分析

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法治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法治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必将引起现有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的变革，即需要法治秩序的变革。其次从实践层面考察分析得出，合作的现实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法治环境的不足最为突出，对法制变革的诉求最为强烈。     

受众中心论与中国新闻改革的走向

自 1 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提出之后 ,中国新闻媒介的受众观念不断增强。有人认为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方向。笔者则认为 ,从大众传播的技术特征和传播的社会控制考虑 ,受众中心论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无论是传统的“宣传型”观念还是新兴的“市场型”观念 ,都不是以受众为中心 ;即使是第四媒体———计算机网络 ,也不可能带来“受众中心”。中国新闻改革的走向 ,不是“以受众为中心” ,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媒介既要满足受众的需要 ,又要积极引导受众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