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不同制度安排下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决策过程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促进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有助于在短期内推动环境保护,尤其是当政府承担起监管失职责任时更有利于增强环境保护。但从长期来看,加重对企业污染的处罚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并非有效之策,而加大对政府监管失职的处罚则具有积极效果。据此结论,相应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企业环保责任与政府规制必要性分析

环保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之一。政府规制可以避免企业的“搭使车”行为,促使企业承担外部成本．由于市场失灵及外部性、企业的逐利性等原因使得政府在规制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方面具有极强的必要性。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环境危机治理与绿色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雾霾问题和水污染问题。环境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各行动主体的行为失当,突出表现为:政府"失灵"、企业"失责"、环保NGO"失效"和个体"失声",并呈现出环境管理失效、内部成本外部化、环保实践能力孱弱和环保行动冷漠化的状况。为此,应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从科学规划、资金投入、问题治理和公众参与等不同层面进行政策设计,构建科学的推进绿色城镇化的体制机制。     

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及其矫正

企业改制面临三大约束 :政府怕增加改革成本、经理怕失去企业控制权、职工怕失去工作岗位。满足这三个约束条件的企业改制方案必然带来改制后企业公司治理的严重缺陷 ,从而影响企业改制后的健康发展 ,最终还得由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因此 ,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 ,从而改变约束条件 ,进而改变企业改制方式 ,以尽可能避免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还应该规范企业与政府、职工、银行之间的关系 ,发挥职工和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完善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创新可分为政府创新、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既要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也要在环保、老龄化问题、卫生保健、教育等社会领域进行创新。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企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互动关系来阐释在创新领域中如何发挥企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优势互补关系来达到社会成本最小化和和谐社会的目的。     

环保产业相关主体博弈分析

在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环保产业和污染企业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供需关系,因此生产企业的排污和污染治理策略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及环保企业的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政府的环境规制将影响污染企业的排污或污染治理策略,同时也将影响到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污染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环保产业的目标同样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效应,因此环保产业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府环境政策的支持。     

嵌套博弈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博弈,而是嵌套在其它博弈之中。农村基层现有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使参与人的策略受上级政府偏好的约束。这种嵌套形成了实质上的政府单边治理机制,这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效率不足的主因。农村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要求不同的主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治理。改革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决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新的博弈结构。在改变后嵌套博弈中,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产品治理的积极性,他们与基层政府、上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效率。     

绿色营销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随着人类环境的恶化和全球环保运动的兴起,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同时,消费者自我意识的日益成熟,要求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绿色营销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利益的统一,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通过提供绿色产品来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保护环境,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绿色营销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若干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经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社分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提高佳木斯市市民环保素质对策的再研究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中国正面临着来自于复杂的环境危机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的紧张的压力,这需要来自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引导扶植环保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要承担环保的社会责任,建立环境教育统一战线。     

从分工到整合: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逻辑与治理路径

当代中国,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承担着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能职责。如何实现城市的有效治理,为全体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全方位有机配套、公平正义以及"无缝隙"的整体性公共服务,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改善企事业单位发展环境,进而增进公共福利与公共利益,推进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及其治理,与城市政府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密切相关。合理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是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为此,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城市政府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进行检视,进而探寻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逻辑与治理路径、技术工具,推进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从"分工"走向"整合"。     

论矿山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合理配置环境资源和协调环境利益关系,政府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中承担着对矿山环境治理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决策、依法监督以及进行投资和制定激励政策等环境责任.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理念滞后、立法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我国应通过立法确立新的矿山环境治理理念、强化矿山环境行政审批的规定、明确政府统一规划的责任,并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完善行政执法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矿山环境治理中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     

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

我国的环境管理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这种环境管理模式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在下列六个方面:信息不对称、行政管理的分割性、环境管理的行政色彩浓厚、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观念、环保机构的倒"金字塔"结构以及排斥公众参与决策监督,存在着明显的不兼容性,其对治理我国农村的面源环境污染的作用非常有限,以至完全失灵。在保护农村环境方面,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亟待改革和完善。     

城乡污染转移的法治困境与出路

城乡污染转移实质上是一种成本转嫁,主要表现为城市向农村直接倾废或者城市企业将环境风险或成本以产业链延伸、项目转让、投资、技术贸易等形式转移给农村承担。我国现行环境立法重视城市污染治理而忽视农村环境保护,目前农村的环境执法力量普遍不足,我国尚未建立切实可行的环境污染诉讼机制,这些都使我国规制城乡污染转移的法治建设陷入了困境。为了建设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我国应当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遏制城乡污染转移现象。应当加强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立法,构建"大部制"环保体制和多中心、多元化的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探索环保司法模式创新,如启动环境污染诉讼来救济城乡污染转移造成的损害。     

商会：从环保角度进行的研究

商会不仅能够促进行业经济发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而且通过协助政府推行环境计划,代表企业订立环境行政合同,提供环境信息咨询和法律服务以及参与环境决策等,能够促进环保事业发展。但是,商会不是专门的环保组织,其成员是企业,因此,应该正确认识商会在环保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局限,创造条件克服局限,发挥作用,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模式研究

从国内外社会组织发展与政府关系变化分析,建立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政府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推动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建立相应的财力和政策保障体系,社会组织要主动慎重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时有效表达公民利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主动服务政府决策.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分析

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应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成本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在剖析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构成的基础上 ,详细阐述了我国国企改制之后仍应履行社会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成本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营造国企承担社会责任成本环境的思路。     

政府、企业和公民：中国环境治理的责任困境

基于CGSS2010数据统计,可以分析中国居民的环境治理责任认知状况,以及检验影响中国居民环境责任认知的因素。描述性统计研究发现:(1)在环境责任认知方面,居民倾向于把环境保护责任归咎于政府和企业,自我避责倾向严重;存在环境认知的"两体分离"现象,即在宏观层面关注环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环境保护;(2)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关切度,以及对人与环境关系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知对于居民的环保责任认知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环保责任认知的关键因素之一。处于"元治理"角色的政府要通过经济激励强化企业环保责任,借助社会激励手段加强公民个人的环境保护责任。此外,也要加强制度设计,强化政府环保责任,预防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腐败。     

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制度逻辑

通过实地调查西北地区某个案资源型城市治理的实践过程,从城市政府与企业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走向善治的制度逻辑,即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实质是不同的城市治理主体(城市政府、企业与市民)围绕城市的治理行动更多地建立在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基础之上。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的合作规则是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制度逻辑,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有利于城市治理的资源动员,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体现了城市治理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