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探讨

鲁迅的一生,以极大的精力从事书刊编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做为这些经验的结晶,也凝结着他的精湛的编辑思想。本文拟对鲁迅一生所编辑的重要书刊逐一加以考察,并力图对鲁迅的编辑工作经验和编辑思想加以总结和探讨。 一、等办刊物,以求“新生” ——鲁迅与《新生》杂志 鲁迅的编辑工作是与他的文学活动同时开始的,其标志就是一九○七年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筹办《新生》杂志这件事。 鲁迅为什么要创办杂志呢?他以为,要拯救自己苦难的祖国,使祖国获得新生,最重要     

论鲁迅编辑实践的道德取向

历史向人们昭示:一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其所以成为巨人,是因为他在民族的转型关头,善于参与和鼎助时代的发展。作为一位杰出的编辑家,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亲身体味了启蒙者的悲欢和甘苦,经过痛苦的反思,终究用文学和编辑的方式,毅然成了国民精神和旧文化的自觉批判者,成为一位勇于痛人自痛地剜除国人精神脓疮的时代伟人。鲁迅曾主编或编辑过《新生》、《语丝》、《莽原》、《奔流》、《文艺研究》、《艺苑朝华》等20余种期刊,76种书籍和11种丛书。在几十年的编辑实践中、鲁迅以“孺子牛”的求实精神,在编辑道德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取向方面,为世人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编辑家与编辑学

编辑活动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的学者认为,远在公元前14世纪的殷代,便有了档案编辑活动,包括整理成册、分类储置等。有了编辑活动,当然便有从事编辑活动人(编辑者),但其姓名却无以考实。有案可稽的能知其名的最早编辑者,据《汉书·古今人表》记载,是周宣王时的“史留”。即以周宣王在位下限时间公元782年来计算,他比孔子至少要早250多年;而且在孔子之前,还有《诗经》素材的编辑者太师挚,他是孔子的同乡,集有诗歌3000余篇;与孔子同时代的郑国人邓析,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他编撰的《竹刑》一书,堪称具有改革精神的佳构。只因孔子声名隆、影响大,所以被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编辑家。 但这众多的编辑家却从未言及“编辑”一词,更未倡言编辑之学;从我们现在掌握的史料看,一般认为“编辑”一词最早见于唐初李延寿所撰《南史·刘苞传》:“(苞)少好学,能属文,家有古书,手自编辑,筐筐盈满。”颜真卿的《干禄字书》序言也有此说:“不揆庸虚,久思编辑。”其“编辑”云云,虽与今天所说殊异,但毕竟始有其说;此后,各类文献,屡屡     

“要做有创见的编辑”──缅怀赵家璧先生

赵家壁先生是我国出版界深受尊敬和爱戴的老前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成就卓著的杰出编辑家之一。由于他与鲁迅先生的亲密交往,特别是他在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和事迹曾多次出现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书信和其他著作之中。因此,我在研习鲁迅的过程中,早就熟悉了赵家壁这个名字。但是真正开始与先生交往,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期。1981年我开始主持《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工作之后,由于过去从未搞过编辑,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学习和研究编辑业务与编辑理论的重要,并且在研习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编辑这一行是有许…     

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群体甄别对个人独识的超越——赵家璧主编《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解析

赵家壁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编辑家,他卓越的编辑成就理应载入史册。不说众多的文学新人在他的栽培下脱颖而出,也不说他主编的《一角丛书》成为新时期《五角丛书》成功的先导,单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就以浩荡恢宏的出版规模,新颖独特的大家见识,成功地开创了中国“大系”出皈形式的先河。在新时期里,当代编辑出版家按着他的编辑思想,分     

创造性编辑的典范——赵家壁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析

在中国现代编辑史上,赵家璧是一位引人瞩目的文学编辑家,他编的新颖独特的系列化丛书影响深广。如: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的成功经验,在时隔50年后为新时期《五角丛书》仿效;《良友文学丛书》“自创刊以来,即掀动全国文坛,被目为中国第一部编选最佳、装订最美、销路最广之文艺读物”(学林出版社《编辑记者一百人》,第433页);《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这部中国第一部以“大系”形式出版的丛书,“不失是一部空前巨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茅盾语),“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阿英语)。半个世纪后,编     

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鲁迅先生编辑风格琐谈

由于历史使然,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现象:一些人本身既是文学家,又是编书刊办报纸的能手。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赵树理等是如此,鲁迅先生更是这样。从1906年在日本筹办《新生》,到1936年逝世前主编《译文》,历时三十年。除他自己的著译和辑录整理的古籍外,他主持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有76种、各种文艺刊物20余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为“相识与不相识者”书作序跋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40余种。可以毫不夸饰地     

论编辑主体价值的动态把握——珀金斯与龙世辉:两个矛盾世界一瞥

把珀金斯与龙世辉相提并论,妥当与否,确实令人踌躇多时,珀金斯是美国最受人尊敬,最有影响的编辑家,在美国编辑界享誉甚高,有“美国编辑的元老”之称。他发现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沃尔夫等天才的作家,编辑出版的作品也荣膺诺贝尔文学奖。龙世辉呢,作家出版社的前副总编辑,自从1953年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来,编辑出版过《林海雪原》、《三家巷》、《清江壮歌》、《将军吟》、《芙蓉镇》等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在五十年代家喻户晓,《将军吟》和《荚蓉镇》虽然难与海明威的优秀作品比肩,但都获得首届茅盾     

关于“画眼睛”

编辑同志: 刘长虹、陈豪同志的文章《鲁迅笔下的“眼睛”——学习鲁迅小说札记》(《扬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把鲁迅先生“画眼睛”的话,简单地理解为人物肖像描写的画眼睛,认为描画了人物肖像的“眼睛”就是写出了“一个人的特点”。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鲁迅先生在原话中,没有提到“肖像”二字。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实践中,没有只     

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序言”中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鲁迅是中国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拓荒者。把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放在“五四”新文化革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我们深刻了解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他对研究我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功绩,都是很有意义的。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三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以下简称《略论》)。青年鲁迅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前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时深以‘地质学不发达’之虑,……因此撰述这篇关于中国地质的论著,以示创导”。这是说,鲁迅为了引起大家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或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著此论文。最近,杨天石同志对《略论》重新注意起来,进行了考察、研读,他虽然指出“鲁迅写作《略论》”,是与沙俄帝国主义借中国买办商人出面骗取开采权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这一史实直接相关”,     

论宋木文的编辑活动及其对编辑学的贡献

宋木文先生是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现在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他为我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仅从编辑学的视角进行考察,宋木文先生也堪称编辑家。他不仅参与编辑了《宋木文出版文集》、《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等自己文集的出版,还主持或参与了《续修四库全书》、《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中国版协二十年》、《中国图书大辞典》等重要著作的编纂工作,尤其是他重视编辑人才的培养和编辑队伍的建设,为我国编辑出版学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茅盾论《女人未必多说谎》述评

鲁迅先生为什么写这篇《女人未必多说谎》杂文呢?正如分析鲁迅这篇文中引用杜甫《北征》称其“敢说”的茅盾在评论开头所说:“是驳斥韩侍桁的。韩早年依附鲁迅,……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变节了,同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有关系。”     

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李长之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李长之以他的勤奋和努力,在鲁迅研究史上留下了足迹。《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编选了他的《鲁迅批判》片断和《文学生家的鲁迅》,实事求是地肯定其贡献。 李长之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当然不仪这两篇,但这两篇确是其代表性的成就,並因此受到公开批判,《鲁迅批判》成了“打鲁迅”的罪证,《文学史家的鲁迅》成了“捧鲁迅”的罪证。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在其追悼会上,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只好避而不谈。如此,就有必要探讨这个问题,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在历史镜子中照见的现实

鲁迅的历史小说独具风采。他把他的历史小说集命名为《故事新编》是很有道理的,他说这本书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是根据传说改写的东西”,“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这是说,他的历史小说,不是那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被人称为“教授小说”式的作品。鲁迅这样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