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真实记载的缺失——明成祖革除建文朝解析

明成祖朱棣以谋篡登基,为掩盖其篡位事实,塑造即位合法性,抹去建文朝影响,遂革除建文帝,并销毁建文朝相关资料,编造和歪曲建文朝相关史事,使有关建文朝历史的真实记载严重缺失,致使后世正确认识建文朝产生障碍。      

冷眼看曹操

曹操作为历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多少年来受到世人很多毁誉。曹操的文韬武略及历史功绩被世俗毁誉所掩盖,如今揭开那遮罩世人眼睛的面纱,对曹操有全新的了解显得更为重要。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由此导致了该书曲笔诬饰的泛滥。     

《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

由于《明实录》“国史”的权威地位，明代君臣各派均将之作为争夺的一个制高点。于是，作为明朝政府组织修纂的史书，《明实录》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明代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是君主干预修纂，借机贬斥与自己有仇怨的前任君主，以立己威，巩固统治；二是史臣利用修纂实录的机会，攻击政敌，任情褒贬；三是明末政治集团染指《明实录》，利用该书进行政治决斗，由此导致了该书曲笔诬饰的泛滥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最具特色的思想成果是他所谓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张氏这一思想成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虽然具有即时性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学理上却存在诸多缺失。尤其在自由与权力、政治与经济和政治与文化之关系问题上,由于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许多提法和致思的理路都有问题。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李景隆与“建文逊国”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故历史上称他为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七月,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即正式起兵,号称“靖难”,所以历史上就把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称之为“靖难之役”。当燕王率兵进入南京时,“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史称之“建文逊国”。这次事变对有明一代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人们对这场战争很少有专文论说,尤其是建文逊国的原因以及李景隆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更是无人谈及。     

徐福:事实与传说的历史

本文简要论述了韩国历史上及现代关于徐福研究中所存在的将传说视为历史的倾向,勾勒了这一倾向中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及其观点,分析了其之所以出现的历史原因及其民族文化因素,并指出了徐福文化在东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明代朱学述论

心学在明代中后叶虽蔚为主潮,但朱学也贯穿明代始终.本文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分别论述了洪武朱学、永乐朱学、宣德成化朱学、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心学相对立的朱学及晚明东林朱学.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高丽使节郑梦周明朝外交活动分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改变了元朝穷兵黩武的军事侵略政策,颁布政令,以朝鲜周边十几个国家为不征之国,主张和平外交,从而奠定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相对友好的对外关系.高丽王朝的政治家郑梦周,从最初担任高丽使团书状官,到先后多次任正使,十几年来多次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其外交政绩有：促使明朝政府免除高丽王朝五年的岁贡,请求明朝允许高丽穿着其官服和便服式样,使高丽王朝换服易裳等.在明太祖朱元璋与高丽使节郑梦周十多年的外交活动中,朱元璋起初对高丽使节产生怀疑,到对郑梦周等高丽使节的逐步了解,后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是郑梦周外交活动成功的最好注解.     

《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 ,与以前的律书一样 ,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 ,“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 ,《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 ,《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