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话的“存诗”、“存人”功能——诗话传诗功能研究之一

在古代 ,由于战乱、传播条件及各种原因所致 ,诗歌作品大量流失、散佚 ,诗人事迹多湮没不传。历代诗话凭借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和传播功能 ,将各个阶层、流派众多的诗歌、诗人存留下来 ,传播开来 ,具有极大的诗歌史研究、文学传播史研究的文献价值。为后人了解历代诗歌创作、流传及其时代风尚 ,掌握诗人生平事略 ,总结诗歌传播规律 ,提供了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藏。     

略论《瓯北诗话》论诗的先进性与保守性

<瓯北诗话>是赵翼的主要诗学论著,开阔的历史视野使得赵翼能站在时代的浪尖阐释诗歌的发展观,认为诗歌表现性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时,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他在评论历代诗人时又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     

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

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主要表现在对陆游其人及其文学史定位、诗歌艺术的探讨、作品的解释与运用以及对陆游诗歌的异见四个方面.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源于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其中,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以及日本的唐宋诗之争等四大因素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价值

王庆澜的《和长吉诗》是现存唯一的对于李贺诗歌进行全部唱和的作品。唐代天才诗人李贺的作品,以其瑰奇的风格独树一帜,受到历代读者的广泛喜爱,拟长吉体、和长吉诗,代不乏人,构成了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层面。关于李贺诗歌接受史方面的研究,专著、论文已经很多,论述可谓详尽。馆藏王庆澜文集更正了以前研究中对其生平及著述的错误记载,论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自跋》的理论价值并阐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价值,极具学术意义。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略论《瓯北诗话》论诗的先进性与保守性

《瓯北诗话》是赵翼的主要诗学论著,开阔的历史视野使得赵翼能站在时代的浪尖阐释诗歌的发展观,认为诗歌表现性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时,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他在评论历代诗人时又表现出了一定的保守性。     

李贺神鬼诗的无意识解读

学界普遍将李贺诗中多描写鬼神意象的一类诗称作神鬼诗.历代研究李贺神鬼诗多从其艺术特色、诗歌内容入手.但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角度对李贺神鬼诗进行解读,我们可以从其塑造的一系列充满幻想的神鬼形象背后,寻找到其潜在的意识动机,进而加深对这位短命诗人的理解.     

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     

"诗文评"五种模式与诗话之关系浅说

依照<四库全书基本模式.从宋明一直到现当代,历来治文学史、诗学史者,研究诗人创作及其生平者,探讨诗歌传播过程及渊源者,都离不开以"旁采故实"见长的"<本诗事>模式"诗话著作;与钟嵘开创的"钟式"诗话相比,欧派诗话虽然带有些"稗官"气,有些失于"冗杂",但这也正是其"体兼说部"的优势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描述的"诗文评"的几种模式,实际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在诗话中被逐步熔为一炉了.     

浅析英语诗歌中的"祭坛诗"

英语属于拼音文字,缺乏具有诗意的直观外形.因此,以赫伯特为代表的很多英国诗人,尝试以形为"祭坛"的诗歌的建行形式来模拟事物,完善高度符号化的字母文字之间的无联系的组合形式,通过视觉来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意境.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音律以外的诗歌形式实验--论"图像诗"

诗歌的格律实际上包含了“格”(体式)与“律”(音、韵)两个方面。历代诗人讨论格律,大多着眼于“声音模式”的建构,从2 0世纪2 0年代的“格律诗派”到5 0年代的“现代格律诗”,其主要关注点也在音、韵方面。但任何语言都包含着声音、形象、意义等多方面的要素,既有建构声音秩序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的美学价值,这种研究理念和观照域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拓展,也是华文诗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如果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置身于有意义的地理空间中,并以动态的眼光观照诗人的籍贯或占籍、诗人的区域流动、诗人的心理地理、作品的描写地理和传播地理等,那么这对于打破较为静态、单向、平面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性的。通过地理学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不同于中国大陆诗歌的规律:诗人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之间的普遍差异性,诗歌描写地理与诗人活动地理之间的明显参差性,诗歌创作地理与传播地理之间的巨大反差性。     

恶搞·恶炒·恶俗——论作为媒体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与"裸体朗诵"

"梨花体诗歌"和"诗人裸体朗诵"成为轰动一时的媒体诗歌事件,在此过程中,诗歌以及诗人成为被"恶搞"的对象.在少数诗人那里,诗歌成为被用来沽名钓誉、追名逐利的手段而非庄严、崇高的艺术追求.同时,在大众媒体的恶意炒作下,悲剧性的文化事件被简化和改造成了喜剧性的娱乐事件,其内在性和精神意义被抽空.它们共同显示了当今时代文化上的恶俗之气,是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对价值理性和人文追求的肆意扭曲.在如此的"共谋"下,诗歌成为被窥视的"他者",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妖魔化"了,诗歌本身受到了严重扭曲和伤害.     

"点悟式[批评方法与古代诗话

<诗品>之所以成为百代诗话之祖,与它兼收并蓄的"点悟式”批评方法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批评方法包括比较、象喻、摘句、以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达的是批评主体对诗歌内在意蕴的直觉印象,注重于对作品整体风神的把握,给读者留下极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历代诗话大多承袭这种"点悟式”批评方法,并使之不断完善,成为民族诗歌批评的瑰宝.     

翻译之失与诗人译诗

诗歌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甚至不可译,相对于内容而言,诗歌翻译过程中流失更多的是因为不同语言的文字和语音差异导致的形式流失。＂诗人译诗＂作为一条挽救＂翻译之失＂的途径确实有其价值所在,诗人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诗歌音乐性方面的悟性和表现力远远超越非诗人译者,诗人译诗可以根据原诗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形式,尽可能实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关于清诗总集的选人与选诗

清诗总集作为历代诗歌总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选人、选诗方面,自然与前代诗歌总集有着基本的共通之处,但同时也不无本朝的某些特点.对此进行总结概括,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清诗总集本身,以及历代诗歌总集的变化和发展.     

豪愁国愁和己愁诗仙诗圣与诗囚--比较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

"愁"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唐代诗歌中咏愁诗占有很大比例.唐代三诗人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因产生时代和诗人性格原因所致,其所表现的情感内涵,也大不相同:李白多是"豪愁",杜甫多是"国愁",孟郊则多是"己愁".而且他们写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排闷解愁方式也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