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加承诺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吗?

企业如何有效地传递信号一直以来都是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493家已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为样本,运用信号理论,对附加承诺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进行系统地分析、检验和解释。研究发现:(1)股改方案中"是否有附加承诺"和"附加承诺种数"与股改期间的累积超常收益CAR不存在显著关系,但"附加承诺轻重程度"与CAR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是否有附加承诺"和"附加承诺种数"不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而"附加承诺轻重"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且该信号为"利好"消息。(2)6种主要附加承诺在股改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增持承诺、追送承诺和最低流通价承诺与CAR值显著正相关,说明这3种较重附加承诺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且该信号为"利好"消息;而未来分红承诺与CAR显著负相关,说明市场认为未来分红承诺属"利空"信号;延长禁售期承诺和最低持股比例承诺与CAR不存在显著关系,说明这两种承诺不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的契合——基于代理理论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在根本上是对代理问题的治理,是对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现金股利能够缓解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冲突,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基于佛山照明的案例研究

本文从佛山照明的高额现金股利入手,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高额现金股利并没有提高公司的价值,主要原因在于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转移资金的工具,并没有反映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愿望。本案例研究的发现可以帮助未来的大样本实证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重新思考我国现金股利问题。     

上市公司生命周期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基于信号传递模型

上市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投融资结构,同时会影响企业的股利政策。成长期企业现金流不稳定通常采用股票股利政策,成熟期企业投资机会少、现金流稳定,会选择现金股利回馈投资者。本文以2010～2011年我国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数据为样本,从信号传递模型的角度,通过LS和LOGIT模型,实证检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异同及政策的连续性问题。     

公司持有现金和负债是相互替代的吗?

通过利用2001-2008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分析方法,研究了公司持有现金和债务比例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随现金流变动的变化规律。尽管总体样本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都存在显著的正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和负的债务-现金流敏感性,且现金持有和负债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但是,在逐步考虑融资约束和对冲需求的条件下,公司持有现金和降低债务的偏好随之发生较大的差异和分化,而且,现金和债务的严格替代关系主要存在于未来现金流紧张的融资约束公司中。这些实证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既有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持有现金与债务择机而变的现金流管理政策,同时也存在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条件下自有的财务最优行为。     

基于信号理论视角的公司治理启示

本文从信号理论为视角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发现,公司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内部信号的处理问题,获取信息的质量对公司运营和管理层决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并提出确保获取信号质量的路径。     

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报酬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本文从经理报酬契约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系统论证了经理报酬、盈余管理和董事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数据,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与盈余管理、董事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盈余管理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当经理报酬契约基于会计业绩设计时,经理有动机为增加其报酬利用盈余管理调增了会计收益。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董事会对经理的选聘、报酬契约的合理确定和会计业绩的真实性负有重要职责,然而董事会并未对会计收益中包含的操纵性应计利润部分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真实的会计业绩确定经理报酬,显示出董事会并未很好地履行股东赋予其的职责。     

公司治理质量与盈余质量——基于中国治理指数(CCGINK)的初步证据

本文依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开的中国治理指数数据选择高治理质量公司,并根据自行计算的治理指数选择低治理质量公司,研究了公司治理高低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收益-盈余模型,使用2002年和2004年的数据,本文发现(1)公司治理质量显著影响到了盈余质量,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显著高于低治理质量公司;(2)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变化较之低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变化具有更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     

严防基层治理的获得感陷阱——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初步探索

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主客观资源,但是未能转化为另一方的内在认可,一方的客观付出未能得到另一方的主观承认,即获得感陷阱。基层治理获得感陷阱主要表现为部分民众对于基层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和认同感的缺失。破解陷阱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达成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身份认同,即政民双方要形成相契合的价值共识,避免固化为单纯的公共服务供需关系。需要对内外部的政务结果和办事流程进行优化,使政府向民众释放出利于自身的高质量信号,最终促进民众政治获得感的生成,破解基层治理的获得感陷阱。     

我国企业做大做强理论探究——基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经济效益逐年提升,企业越做越大,但中国企业做大之后到底真正做强了吗？本文选取570家深市上市公司2010年公布的财务报表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会计视角中的盈余质量来看,中国企业做大后可达到做强的目的。即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现金流量的增加,而不是可操纵项目中应收账款的增加。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公司治理影响审计质量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试图调查管理者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产权性质、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会议、公司控制权市场、法律环境和债务融资等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对审计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经验证据大多支持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具有较高审计质量的论点。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管理者持股、董事会特征和债务融资显著影响审计质量的证据。     

预防性监管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现有关于金融市场监管的实证研究几乎都关注于事发后的处罚。然而,从防范风险的视角来看,预防性监管应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沪深交易所针对上市企业年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苗头,向上市公司及时发送问询函,这是预防性监管的体现。为此,以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作为实验环境,分析预防性监管是否能有效降低金融市场风险。研究发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确能够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而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中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新的监管思路。     

债权人会惩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吗?——基于债务融资成本视角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中对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存在机会主义和信号传递两种不同的假说。文章利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数据,考察了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真实盈余管理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管理层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提高当期会计盈余并不会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债务资本,反而会导致债务融资成本上升。因此,债权人会对较高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予以惩罚——对这些企业索取更高的补偿。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会对以后期间的公司价值和经营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因此,真实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以牺牲企业未来的发展来满足短期财务目标的短视化行为,而债权人会对这一行为作出负面反应。上述结果表明,机会主义假说更能解释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债权人能够识破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文章还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真实盈余管理对债务成本的正向作用仅存在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中及企业家诚信水平较低地区,且这一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研究可以从债务成本的角度提供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从而扩展会计信息与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     

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

由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存在的回报效应,使得衡量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变得复杂。本文以35个工业行业为样本,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方法分解广义技术进步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个部分,然后采用面板技术估算了这3个部分对能源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是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低些,但随着时间推移,科技进步的作用逐渐增强,技术效率的作用慢慢减弱。     

基金的投资技能提高了基金绩效吗?———基于q－因子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金的投资技能是否提升了基金绩效是业界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应用相对于无风险的超额收益率和对照基准的超额收益率,对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前成立的 437 支开放式基金进行了择股和择时的绩效评估． 使用 2005－01～2017－12的日度数据,基于q－因子模型的实证发现: 1) q－因子模型对基金超额收益率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2) 相对于无风险的超额收益率方法会高估基金的绩效; 3) 我国开放式基金具有非常弱的择股能力和相对较好的短期择时能力,但不存在长期的择时能力,短期的择时能力对基金的短期绩效有一定的提升; 4) 我国基金偏好于盈利能力强或投资水平高的公司股票．     

工业集聚能改善环境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非线性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284个地级市2003—2010年的数据,在测算出节能减排约束下的工业效率(环境效率)基础上,检验了我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的空间效应,并试图考察我国工业集聚外部性对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渠道。研究表明:不考虑能源与排放的中国城市工业平均技术效率(0.769)明显高于考虑能源与排放的影响下的工业环境效率(0.558)。从全国来看,在不同工业集聚度下,集聚的规模负外部性(污染效应)、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自净效应)的均衡比较结果,引致了工业集聚和环境效率在维度上的"U"型轨迹关系。中西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规模负外部性,处于"U"曲线的下降阶段;东部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马歇尔和雅各布斯正外部性,接近"U"曲线的上升阶段;我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在邻近地域上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粘滞性,体现为一种空间趋同效应,本城市对相邻城市的环境冲击更多体现出整体城市结构性特征。在节能减排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工业空间集聚的"自净效应",同时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政策)的空间相关性,加强跨地区的环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