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说《浑天》 谈《海潮》——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

唐代辞赋踵武姬、汉,百体争开,创作题材,亦多新创,其中科技赋的大量出现,尤为特异。在唐人科技赋中,杨炯的《浑天赋》与卢肇的《海潮赋》最为代表。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创作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价值取向与汉代京殿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表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天声。杨、卢诸赋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赋家的个人才学,此与赋表才学的文体特征相关,同时也得益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而唐人科技赋之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赋学之复兴”、“科技之发展”、“文化之兼容”与“文学之写实”四个方面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明清闺秀花卉赋的“自我”书写与品质达成

明清闺秀在赋中的“自我”书写促使花卉赋新的品质达成,在花卉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中完成朦胧感与明晰化的辩证统一,构筑女性文学的审美体系。“女性写女性”的明清闺秀花卉赋是家族文人群中女性创作范式的具体表现,展现出明显区别于“男子而作闺音”的男作家“凝视”传统的“清慧”美学品貌和雅致心境。明清闺秀花卉赋者在赋题选取上的花卉种类之孤寒特质、在具体的花卉描写中的纤细语言材质以及在花卉观察中的“自我”代入,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简论中国赋体文学的发展

作为民族文学主要形式之一的赋体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史一样,有着曲折漫长的进化史。本文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考察赋体文学从发生、发展、延续直至衰亡的全过程,力图展现整个演化进程的总貌。 战国中晚期乃至汉初,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形成期。赋体,本是汉民族文化的特有产儿。在中华民族喜大求全的审美理想和“假象尽辞”的抒情方式的作用下,“铺陈”作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前人有“文学地理”之说,就文体与地理的关系而言,则赋体文学与地理关系最为深密。赋与地理的关联,首先在历代大量的“地理赋”与“都邑赋”的创作,其最初体现于汉京都赋代志乘(帝国总志)之用,又与汉“天子礼”的构建相关。而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充分表现出赋家的地理情怀。考察赋家的史地观与历代方志编纂的共同文化取向,有三大显征,即重现实、明致用与观风俗。这也是赋家创作内涵的方志价值。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蔓聚奇赋》“戛戛独造”说悬解

金代王寂的《蔓聚奇赋》不直言所咏之物为“竹”,而是通过特性、功用、用典三方面来暗示,以达到扑朔迷离的文学审美效应。这种刻意出新的尝试与追求是王寂一贯尚奇争胜的创作个性的体现,也正是《蔓聚奇赋》“戛戛独造”之所在。     

从《文选》游览赋探汉魏六朝文人游思之变

“游”是我国文学中一个传统的主题，虽然国人安土重迁，但也常常会因为生计原因奔走四方。在“游”的过程中，文人们或思乡或怀古，留下许多动人的篇章。这一主题，也出现在我国文学特有文体“赋”中。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把“游览赋”作为单独的名目保存，其下共有三篇著作，这些作品所透露的文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从中可以窥视作者的游览心绪及写作目的。     

扬雄与“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文中从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论争现状开始,分析这些论争的因果逻辑模式,提出在“文学自觉”理论先导方面,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抓住了文学的本质性特征,因而可谓“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为我们考察赋的由来     

疏离与逃避——西汉赋家对生命的探索

死亡恐惧是西汉赋家生命焦虑的心理动因之一。西汉赋家在继承先秦时人的生命观和努力适应新时代生命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不遇”主题赋张扬了自己的生命理念。由此可以大体勾勒出西汉赋家的生命观衍变历程:汉初的自恋情怀、盛汉时期的自抑意识、西汉末期的自隐倾向。这种“个体—群体—个体”的生命观转换模式,对体认哀乐任情文学的历史渊源有一定的价值。     

论汉赋源流的多元互补

本文从大量事实与文献资料出发,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客观公正地审视了汉代文学正宗——赋的营造过程。对于汉赋源流的分析,一方面肯定了过去学者提出的“诗骚赋源说”,另一方面又着力指出了其片面性和不准确性,阐述了诸子、《国策》与荀赋等在汉赋营构过程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勾勒了一幅多元互补的赋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