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益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青岛市企业为例

公益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对青岛市企业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回归方法构建企业公益捐赠决策模型.分析发现,企业运利倾向、企业决策者受教育程度、企业慈善文化、企业资产负债率、政府态度、税收优惠政策、受赠机构社会影响力等7项因素是影响企业公益捐赠的主要因素.     

在质疑中沟通

捐赠市值高达83亿元股票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的陈发树感到非常困惑．与比尔盖茨裸捐赢得全世界一片赞誉之声相比,他却不得不面对公众质疑的声音：从未有过慈善之举的陈发树为何突发善心？此举是否有避税的嫌疑？     

公司慈善捐赠、市场价值与业绩增长

通过对汶川地震中上市公司的捐赠事件研究,可以了解公益慈善行为对企业市场价值和业绩增长的影响。在地震灾害中捐赠的公司,在捐赠日及次日获得了正的超额报酬,捐赠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帮助公司所建立的公共信任,对公司价值产生了正面作用,促进了企业销售业绩的增长。相比未进行捐赠的公司,捐赠公司的同比销售增幅更大,销售费用的促销作用显著更高。采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弥补过去文献研究中样本和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更客观、可靠地估测了公司慈善捐赠对企业的影响;以销售费用的广告效应作为替代变量,可分析企业慈善捐赠引发的社会反响,及其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证实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公司的公益性慈善捐赠,能够改进公司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助力扶贫,共享幸福” 广东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

10月15日,由省扶贫办、省通信管理局、省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助力扶贫,共享幸福”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端口开通仪式在广州举行,省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在仪式上正式签署短信捐赠运营合作协议,标志着10639979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据了解,为争取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广东的扶贫济困事业,探索新形势下常态慈善公益募捐的新途径,省扶贫办和省扶贫基金会于今年8月启动了短信捐赠业务洽谈申请工作,旨在为社会     

中国未成年人的慈善公益观念培育问题——以北京市N中学调查为例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是未来社会的中坚阶层和捐赠主体,培养其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捐赠行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文章基于北京市N中学的实证分析,提出了未成年人慈善捐赠动机与捐赠行为的内在逻辑关联,并在借鉴国外未成年人慈善公益教育模式基础上,从内部驱动因素强化和外部制约因素化解两方面提出了未成年人慈善公益观念培育的有效途径。      

善举,富人们的交易?

一份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总会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及港台,内地富豪的捐赠仅占15%;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也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5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5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有识之士指出,财富文化决定财富心态。     

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显著方式之一,也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特征和主体力量.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文化,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是社会共同体和谐稳定的主体力量,现代慈善捐赠理念是增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自觉性以实现企业自我发展的文化导向,改善优化外部环境是提高现代企业慈善捐赠广度和力度的必要保证.     

慈善之举，公关之道

慈善捐赠是今天一些优秀的企业家或企业主动倡行的一个举措.它不仅是企业家或企业处理财富的途径之一,也是具有重要公共关系意义的活动.要完成好慈善捐助及其它社会公益活动,企业家或企业必须认真选择慈善领域与项目,将之作为公共关系的策略活动进行谋划,以便使慈善捐赠活动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企业经济效益.     

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与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从绝对地位到相对地位

慈善公益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容,是观察不同阶层应对社会不平等所采取社会行动的有效工具。通过对2012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分析发现：2012年中国居民的慈善捐赠主要受家庭绝对收入影响,而2016年由收入比较形成的相对收入已成为家庭慈善捐赠的决定因素;在绝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家庭收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增强,而在相对收入起主导作用时,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则相反。研究结果为既有争议提供了理论解释,也进一步揭示了单纯改善个体绝对收入对促进慈善捐赠作用的限度,舆论引导公众进行合理的社会比较对于引导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与华人研究视野下的公益慈善

从人类学与华人研究之视角探讨公益慈善,应强调将其置入政治经济框架中加以分析。公益慈善关系到社会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视慈善家之善举为其善心使然,或仅仅是受到宗教或道德观念的影响。道德观念和宗教精神固然会鼓励善行,但市场经济社会中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却有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公益慈善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同时发挥着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首先从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回顾人类社会演变中的公益慈善,进而探讨中华文明之下的公益慈善,再以潮汕传统的善堂与慈善事业为例,讨论民间宗教与慈善及其关联与互动,最后集中讨论全球化市场经济与公益慈善,并进一步阐明,现代公益慈善肇始于工业化之后,乃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有现象。如今,公益慈善已成为维持全球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力量,公益慈善文化亦随之成为社会构成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社会精英与普通市民共识共享的文化形态。     

陈玉娟 始于行善 获之善乐

正6月25日下午,温籍公益人陈玉娟女士携手温州医科大学联合成立"温州善乐慈善基金会",陈玉娟及其朋友捐赠1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于开展助医、助学、扶贫、帮困等公益慈善活动。由基金会资助的温州医科大学"2016川藏青光明工程·壤塘行"活动同时启动。陈玉娟说:"我做了18年的企业,让我感动的事情,想都想不出来;而这10年的公益路上,让我感动的事情说也说不完......"     

企业慈善捐赠:诉讼风险下的自我救赎

诉讼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企业慈善捐赠,这是一对竞争性的假设。利用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以被诉次数和涉案金额衡量诉讼风险,可实证检验上述竞争性假设。结果发现,企业诉讼风险显著负向影响慈善捐赠,但这种关系因企业经营状态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在ST样本中,企业诉讼风险越高,捐赠可能性和捐赠水平都越高;而在非ST样本中,情况则正好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被ST的原因不同,其慈善行为也存在差异;通过慈善捐赠后,企业融资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慈善捐赠是企业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的自我救赎行为。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还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市场监管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互捐行为中捐出方的运行效率——以企业背景公益基金会为研究对象

公益基金会之间存在较为普遍的互捐现象。以2015—2018年企业背景和配对的非企业背景基金会为样本,基于I-P-O模型和RSR法,分别度量了公益基金会的资源获取能力、组织管理效率、项目运行效率和综合运行效率。研究发现,在公益基金会的互捐行为中,有企业背景的捐出方,其综合运行效率显著地高于其他公益基金会。其中,凭借可依赖的企业发起人,企业背景公益基金会获得了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组织管理效率;交互捐赠的受赠基金会为其提供了公益资源输出渠道进而提升了项目运行效率。但是,在向其他基金会进行大额捐赠的企业背景基金会中,慈善资源的沉积现象明显。资源依赖产生的正效率和委托代理关系叠加带来的效率损失同时存在,且不排除存在“伪效率”问题的可能性。政府通过加大对公益基金会间捐赠行为和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及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政府期待、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并检验了政府对企业慈善捐赠价值效应的影响。通过政企联系纽带(政府税收)推定政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期待,研究发现,政府期待负向调节慈善捐赠价值效应,即政府期待越小时,慈善捐赠价值效应才会越明显。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在政府干预程度少的地区以及债务压力小、上一年度收益好、年龄大的企业,政府期待对慈善捐赠价值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会增强。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认识企业慈善捐赠价值效应提供了深层思考,对决策部门及企业均有重要启示。     

咏叹无疆 罗马圣切契里亚唱诗班中国行

捐赠中非文化交流公益项目,不仅展现了海航一贯回馈社会的追求,而且,使得孔子学院和海南航空的文化品牌得到了双赢,更加为慈善企业与公益事业之间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有力助缘。     

慈善捐赠法律关系基本类型及捐赠人法律地位

慈善捐赠法律关系有三种基本类型,即慈善捐赠合同、慈善信托与慈善组织设立。三者各有理论基础,表现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就其内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言,却又大同小异。就其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而言,则可谓殊途同归,均是为了保障慈善捐赠人的财产所有权的顺利转移以及慈善目的的实现。这三种典型的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犹如三大支柱,稳固了慈善捐赠的典型形式,并将慈善捐赠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固定了下来。就慈善捐赠人的法律地位来说,他们不外乎是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慈善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以及慈善组织设立法律关系中的出资人。     

基于投资角度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之定位分析与法律规制浅思

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需要规范的主要问题,包括主观意愿的归属、积极性的合理引导、捐赠行为的规范调整、潜在恶意违法行为的界定,以及存续机制的完善等。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公司慈善捐赠的专门立法,相应的法律规制一般以普通慈善捐赠行为为基础,同时根据公司法人的特殊性质加以规范,且这些制度规范并不是仅仅围绕公司慈善捐赠而展开,还要考虑该主题能否被适用,或者可能涉及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制度尚处于构建阶段,在行为定位、公司决策、捐赠落实等诸多具体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议。公司慈善捐赠的最佳定位应当是利益行为,而预判心理和效力的不确定性使之趋向于一种隐性投资,或者作为单独的投资手段。完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可通过硬性标准使公司在合理范围之内选择捐赠数额;设定利害关系人的通知程序,受赠公益组织的审慎义务,以及媒体的监督评价权;通过社会推广、信息反馈、优惠政策、环境改良等方式使公司真正理解慈善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长期、理性地自发参与;此外,还应加强对受赠人这一中间环节的监督管理。     

论中国慈善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因缺乏特定的受赠人,捐赠人不履行捐赠承诺的可能性增大,且在其不履行捐赠承诺时,依现存法律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慈善宣言信托与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具有极大相似性,可用来解决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困境。同时,随着慈善宣言信托设立灵活、经济便利、缓解信任危机、丰富慈善机制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在中国实践和理论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慈善宣言信托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尚处于缺席状态,为此需打破在中国认可慈善宣言信托的理论障碍,探索慈善宣言信托与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结合的合理性,从信托主体的确定、信托的设立和生效、信托财产范围的确定、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保障、信托的变更终止和信托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构建中国慈善宣言信托制度。     

论中国慈善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以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为背景

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因缺乏特定的受赠人,捐赠人不履行捐赠承诺的可能性增大,且在其不履行捐赠承诺时,依现存法律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慈善宣言信托与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具有极大相似性,可用来解决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困境。同时,随着慈善宣言信托设立灵活、经济便利、缓解信任危机、丰富慈善机制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在中国实践和理论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慈善宣言信托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尚处于缺席状态,为此需打破在中国认可慈善宣言信托的理论障碍,探索慈善宣言信托与单方承诺之慈善捐赠结合的合理性,从信托主体的确定、信托的设立和生效、信托财产范围的确定、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保障、信托的变更终止和信托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构建中国慈善宣言信托制度。     

机构投资者、企业内部治理与慈善捐赠关系研究

通过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3年慈善捐赠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内部治理与慈善捐赠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治理良好的公司并不会倾向于多捐赠;而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慈善捐赠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慈善捐赠支出水平越高;并且外部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从而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修正作用,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越能改善内部治理差的公司多捐赠的现象,而对内部治理较好公司的捐赠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