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的衬词

“花儿”的衬词是“花儿”演唱中的一大显著特色。中国民歌的演唱大都是有衬词的,但象“花儿”的衬词这么丰富和复杂却是我们在任何民歌演唱中很少遇到的。“花儿”衬词的丰富多彩令听歌者赞叹不止,它的复杂变化又让研究者难以把握。可以说,在演唱中“花儿”衬词和它本身的存在是密切相关的,离开了衬词,“花儿”也就很难成其为“花儿”了。因此,“花儿”研究者有所谓“无‘花’不有衬,无衬不成‘花’”的说法。本文拟就“花儿”的衬词进行一些概括性的考察研究。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外来概念词”和“外来影响词”的思考

本文对汉语“外来概念词”和“外来影响词”及其研究进行了探讨和反思，提出如下见解：（１）“外来影响词”这个术语比“外来概念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有利于汉语外来词的内部分类；但其语义过于模糊，难于将其同汉语本体词区别开来。（２）“外来影响词”是一个有明确内涵的模糊概念，可以用模糊数学方法加以精确描述。（３）用“借用”一词来措述外来词生成是合适的。汉语外来词的“七分法”是正确的     

“萨满”词考

中外学者对“萨满”一词的来源及词义 ,历来说法不一。如果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及历史文献出发 ,对“萨满”一词的词源与词义进行重新考释 ,可以认为“萨满”一词不是外来语 ,而是中国古代女真语 ;其义不是“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 ,而是“智者     

试论李煜变“伶工词”为“士大夫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及李煜时说:“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对于李煜的这一杰出贡献,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学者都予以肯定,但没有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所谓“伶工词”,就是作者依一定乐律填词,然后交给伶人去演唱,内容多以男女相思、纵情淫乐为主,风格柔媚、缠绵悱恻。象这样供统治者享乐的词是根本没有多少真情实感的,如果有真情流露,反倒有碍于佐欢。“伶工词”尽管把词“雅化”了一些,但却背叛了民间词的抒情传统。而“士大夫词”则是     

“浑言不别,析言则异”词用例

《说文》七下疒部:“疾,病也。”“病,疾加也。”段玉裁“疾”字下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文献语言中象“疾”、“病”这一类“浑言(统言,下同)不别,析言则异”的词义现象,是不是客观事实?它们在语句中出现时如何取义?黄季刚先生指出,“其正之训诂学”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对这种“浑言不别,析言则异”的同义词,我们就应归纳它们在语句中的用例,观察它们的词义在运用中的不同情况,从而引出切合事实的结论。“浑言不别,析言则异”的词,在语句中出现有两种情况:单用一词,并用数词(一般为二词)。在语句中取义也有两种情况:     

“被发左衽”一词中“被发”释义辩证

“被发左衽”一词中的“被发”辞书中释为“披发”或“散发”,忽略了这一词具体的实践依据,是不准确的.通过对这一词出现的语言环境的全方位考察,笔者以为“被发左衽”中的“被发”最主要的意义是“辫发”(或“编发”).至于一些学者将这一词中的“被发”释为“断”或“剪”的意义,缩小了此词中“被发”的外延,过于武断,不能成立.     

清代词学中的“雅”与“艳”

“雅”与“艳”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词学概念,具有丰富的词学意蕴。就词史观之,晚唐五代至北宋词以抒写艳情为主,北宋末年出现了辨别“雅”与“艳”的观念,南宋词以崇“雅”黜“艳”为主要特征,元明词回归艳词的传统。清初本事词因寄寓了词人与其心仪女子的真挚感情,由而脱去寻常艳词的淫亵与庸俗,可谓艳词的自赎。浙西词派主张去“艳”而归“雅”;常州词派引入变雅之音与哀艳之情,为清词的“雅”“艳”观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均提出“雅而不艳”的观点,但对其不同的阐释成为浙、常二派的分野。     

从王国维“词中老杜说”论周邦彦词

王国维认为周邦彦是“词中老杜”,且自南宋至近代,对周邦彦的评价褒贬不一。杜甫、周邦彦二人虽然在体裁方面分别为诗和词,但是具有其相似的风格特征,在用字上;二人都喜欢炼字炼句。同时周邦彦还喜欢化用唐人的诗句入词。     

漫谈“族”尾词

近年来,汉语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族”尾词,以指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列述此类“族”尾词的结构和意义类型,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动因进行简要分析,可以发现此类“族”尾词还存在诸多有待规范的地方。     

庾信骈赋中常用颜色词语义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庾信骈赋中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系统.根据范畴理论,将庾信骈赋中的颜色词分为青、赤、黄、白、黑五个范畴.首先,简要分析了庾信骈赋中颜色词的总体数量、词形和组合概况,研究发现,庾信比较喜欢用亮暖色,最喜欢用的是“白”范畴和“赤”范畴的颜色词.其次,文章重点分析了“青”范畴中的“青”和“春”,“黄”范畴中的“黄”和“金”,“赤”范畴中的“赤”和“丹”,“白”范畴中的“白”和“苍”,“黑”范畴中的“玄”和“黑”的语义系统.最后,文章将颜色词的语义分为原型语义和非原型语义,而每个范畴中都有一个原型颜色词,重点分析了原型颜色词的非原型语义的产生机制,认为其产生机制主要有隐喻、转喻和社会文化赋予三种.     

试论词中“代言体”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词是一种抒情诗体,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有时却并非作者本人,而是词家代人设辞。这便是词中“代言体”。作为一种表现方式,它在词创作中带有传统性,自有词体以来,几乎不断为人所用,并且推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制。而作为词艺的一个法门,又与词的鉴赏密切相关,倘若不识此中门径,就难以穷其妙谛。     

《马氏文通》“断词”新解

要】《马氏文通》中的“断词”是指介于起词与表词之间的“为”“是”“非”“即”“乃”诸字。它是一种句子成分 ,而不是一种词类。它同起词、表词一起构成“起词 断词 表词”句式 ,可以把“断词”看作是与表词相对的“坐动”即谓语动词。“断辞”同断词的意思完全相同。“决辞”有 5种意义 ,其中只有一种意义与断词相同。“决词”少见 ,其意义较为含糊。     

论“临桂词派”

本文从历史背景、旗手与骨干、词论与风格以及流衍与影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临桂词派”的文学地位和艺术特色。指出该词派领导人物王鹏运创造的“反侵略文学”和况周颐的“重、拙、大”等词论,对后世词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艺术影响。     

现代“词学”考论

传统学术意义上的“词学”一词,是在明初弘治年间出现的,然后经过明清的发展演进,渐由初期的图谱之学向词乐、词评、词律、词韵、作法等方面拓展,形成了以填词为指向的具有传统意味的“词学”.清末民初,这一传统发生新变,开始出现了“填词”与“研究”并重的倾向.五四运动以后,“填词”的成分在淡化,而“研究”的成分在逐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词学”.现代学者不但对“词学”之义界有了明确规定,而且还在研究内容、体系、方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使得中国词学走向了现代.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吴伟业“词史”观及其影响

梅村词在清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再被推为本朝词家之“冠冕”.吴伟业具有由“诗史”观延伸而来的自觉的“词史”意识.其“词史”观及梅村词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发展及后世“词史”创作具有开山之功和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明末清初词风的转型.     

“辛派词人”称谓溯源

“辛派词人”是词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此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谈谈德语动词“schreiben”一词的词族

来源于同一个根词(Wurzel)的词群(Wortgruppe)构成一个词族(Wortfamilie)。德语中以基本词“schreiben”构成词族的词为abschreiben、verschreiben、unterschreiben、mitschreiben、ausschreiben、uberschreiben,aufschreiben、vorschreiben、beschreiben 和zuschreiben。根据基本词的形态,这个词族中所有的词都能辨认出来,都是由根词“schreiben”派生而来的,而且都是动词,然而每个词的具体含义有所区别。     

“拆词”种种

读了《修辞》、《辞格辨异》、《辞格比较》等论著中“拆词”的部分,有赞同的,也有未便苟同的。这里谈谈我的浅见,请同志们指正。 什么叫拆词?《辞格辨异》解释为:“为了表达的需要,故意改变词或成语内部固定的结合关系。”《修辞》中则说:“有时由于表达的需要,可以临时把有些多音词拆开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