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车相依"小考

"辅车相依"一语出于《左传》.关于"辅车"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莫衰一是.通过考察各种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先秦车制,可知"辅"为车的附件之一,是附于车轮外旁的直木,起辅助作用,能增强轮辐的承重力.辅的使用符合车轮构造的力学原理.考古资料已有"辅"的实物出土,历史上关于"辅车"的聚讼,庶几可以结束.     

有关"洋车"的记忆

朋友,你一生中一定坐过好多种车,诸如三轮车、有轨电车、出租车、公交车等.但,如果你的年纪还不到80岁,有一种车你可能没坐过,那就是影片中"骆驼祥子"拉的那种"洋车",也叫"人力车"或"黄包车". 小时候,我曾经坐过好多次这种车.     

论周敦颐以"性"为"体"的社会控制思想

周敦颐在代表作《太极图说》中将天人相交、性(太极)与气合一,奠定了理学社会控制思想的哲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礼主刑辅的外在控制和"立人极"、"圣人"人格的内在控制思想,从而确定了理学建立主体道德理性进行社会控制的发展方向.     

《水浒传》写"心"说综析

《水浒传》为谁写"心"?历来众说纷纭为农民写"心",为市井细民写"心",为江湖游民写"心"等等.但通过对作品内容、人物性格和说书者思想感情倾向的分析,可以认为《水浒传》是以写"士心"为主和为其他阶层写"心"为辅的作品.这是因为施耐庵有着"替天行道"、不平则鸣和辅国安民的"南柯之梦".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重点在于"治官"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点都应当是"治官",这是由阶级整体意志和官员的特殊地位、特殊职业道德等决定的,也是"治众服人"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正确处理和把握好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好"治官"与"治民"的辩证关系,确立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思想,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官贵民贱等封建残余思想.     

“辅车相依”小考

“辅车相依”一语出于《左传》。关于“辅车”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考察各种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先秦车制,可知“辅”为车的附件之一,是附于车轮外旁的直木,起辅助作用,能增强轮辐的承重力。辅的使用符合车轮构造的力学原理。考古资料已有“辅”的实物出土,历史上关于“辅车”的聚讼,庶几可以结束。     

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一主多辅"运动训练模式之研究--技术模仿与标枪专项能力提高

对台州广播电视大学的3名标枪运动员采用"一主多辅"的训练方法练习4个月(从2002年8月到2002年11月),结果表明这种训练方法能够使初学者产生浓厚的运动兴趣和体育意识,从而快速地提高了标枪初学者的运动水平,这种"一主多辅"的训练方法明显地提高了标枪运动员的出手速度及其身体的协调用力,并且有利于加强助跑的节奏和助跑的稳定性,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促进标枪专项成绩的提高,并且为身体素质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训练后3名运动员在2002年11月全省电大系统运动会中分别获得第一名、第三名、第四名的好成绩.     

《古代汉语》文选注释几则别解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一部在全国有影响的高校文科教材。一九八一年修订之后,更臻完善。笔者在教学中受益非浅。但对文选中有些注释仍存疑义,现试陈愚见如下: 一、“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左传·宫之奇谏假道》) 《文选》(指王力《古代汉语》修订本文选,下同)注:辅,面颊。车,牙床骨。(第一册17页) [解]:此注是根据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注解,辅为面颊,是以辅为酺,故“辅车相依”译成“面颊与牙床骨互相依存”。此句“辅”非“酺”之假借,“辅”即车轮外的两条直木,帮助车承受压力。用的正是“辅”的本义。例如:     

《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金瓶掣签"制度研究

“金瓶掣签”制度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重要环节,是对传统确认方法的扬弃。清高宗乘平定藏乱之机果断改革,首次确定“金瓶掣签”制度,不仅理顺了藏传佛教内部矛盾,同时安定了藏区,稳定了蒙古,进一步实现了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从转承本身来看,它完成了从习惯到法制的飞跃,从人神相隔到人神合一的跃升,从地方自主到中央施控的升华,终成千古之规法。     

再论长沙走马楼简牍中的“复民”问题——读《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札记之一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的出版,再次证明了嘉禾《吏民田家》中的“复民”,不是简牍整理者所说的“复”即复除、优复,也不包括免除了租赋、徭役之民;与其所说的“复民”,同史书中的“复客”、“复田”也有不同涵义。     

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瞍赋”两条，历来都认为是指赋诗。本文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出发，认为这两条文献中的赋，很有可能是指早期的口头创作的赋。从而推测在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     

古代民间商事登记制度研究——以“写车薄”为研究对象

"写车薄"作为行帮组织的帮规,是一种自发兴起的商事登记制度。"写车薄"不符合现代商事登记制度对安全和效率、价值的追求,仅仅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商事登记制度。"写车薄"蕴含的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人文主义精神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是现代商事登记制度无法包含的。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李白《大鹏赋》系年考

《大鹏赋》是研究李白行踪的重要之作。《大鹏赋》系年历来说法不一。从李白和司马承祯的行踪与交游来看，此赋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春李白商游夔州返回江陵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