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顿悟思想”小议

"顿悟"是《坛经》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一次宗教修行方法上的革新.从理论层面上,它将六朝以来的佛性论思想进一步深化,普及化,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从宗教实践层面上,它提供给修行人一种方便法门,而对此种方便法门的领悟,须修行者具有大智之利根."顿悟"的主要内容,是破除按照戒定慧依次修行的传统方法,倡导"定慧等学".值得注意的是,《坛经》在宣扬此种新的修行方法的同时,并未对"渐修"进行彻底否定,"渐修"仍是那些小根器人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如此认识《坛经》的"顿悟",方可望接近《坛经》的本意.     

从诗和禅联姻的流变解读谢榛的禅悟说

谢榛认为诗与禅“悟同而道别”。他把握住悟这条纽带，为强化和牢固诗与禅的关系作出了贡献。他乐道的悟，直指诗艺，使诗精纯。他虽标举顿悟，具体主张却接近渐修。其悟承袭了严羽的“透彻之悟”，且掺杂了道、玄、儒诸家观念，缺乏明确的规定性。     

“炽盛”与“寂寞”——神秀北宗的演变刍议

神秀及其弟子主张观心看净的渐修禅法,虽正统但活力不足。神秀北宗的发展在经历了＂三帝国师＂的炽盛局面后,迅速步入＂寂寞＂之时,这源自其对帝室依赖的背景,以及慧能南宗的兴盛,具有历史必然性。     

说“一藏之数”

《西游记》于唐僧所取回“有字真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本身不甚措意,而反复强调其合于“一藏之数”,体现了更重“无字真经”,推崇禅宗顿门“顿悟顿修”、“见性成佛”之旨的倾向。而“五千零四十八卷”是唐宋以降“一代时教”即世俗佛学的代称。《西游记》惟重“一藏之数”,是对世俗诵经学佛的否定。总之,《西游记》以“修心”为要,乃“一成佛之书”。其于佛之诸宗,偏重在禅;于禅之诸派,则抑“渐”而扬“顿”,推尊“顿门”。     

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董其昌的文人画观与明清文人画的反拨精神

董其昌的文人画观是以“南北宗论”为轴心线展开的,主要表现在“以禅论画”强调主体的顿悟作用和“以古为师”追求平淡的艺术境界两个方面。明清时期画坛上掀起的崇尚恣肆奇谲的文人艺术思潮是对以董其昌为核心代表的平淡境界和风格模式的反拨,由于这种反拨精神而形成的绘画风格特点,在文人画风格的发展上作了重要的补充。     

惠能南宗顿悟成佛论研究

顿悟成佛论是惠能南宗禅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能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惠能继承了东山法门中顿悟心性的倾向,并在以般若释心性的同时,将其发展为置于不假渐修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既与东山门下各系明显地区分了出来,又开创了中国禅的新阶段。惠能所说的成佛,其实只是一种主观精神上觉悟和超脱的境界,并不脱离众生世间和世俗的生活。惠能通过融摄般若学和佛性论,以人们的当下之心为依持,把禅修、悟境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使出世的佛教立足于现实的土地上,开出了东山法门的新义,促成了南宗禅在全国的传播     

“无工夫中真工夫”——论王龙溪工夫说对王学的发展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大智度论》对“菩萨禅”的论述

《大智度论》立足于“诸法实相”，以阐明大乘菩萨思想及六度等宗教实行为目标。对菩萨禅的论述，是其重要内容。菩萨禅的最大特点，体现在“菩提心”上。菩提心是菩萨禅区别小乘禅的标志。修行菩萨禅的原理，是“从空法起掸定”，即是把“空”和合各种具体禅法而修。在修行过程方面，本论所主张的是渐修。禅定的目标是证悟实相，以“无生法忍”的证得为“菩萨禅”的出借阶段。在其高级阶段，入金剐三昧，用“一念相应慧”得一切种智。     

禅学思想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禅学让人从内心体会自我与宇宙的关系,应用于工业设计,能使产品超越功能主义,提升到心灵层次的诉求。禅包括定、慧两部分,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产品设计就是一个由＂慧＂到＂定＂的过程。在设计产品时要明确状态＂定＂和手段＂慧＂的关系,完成从＂不定＂到＂定＂、＂不慧＂到＂慧＂的转变。禅的传播方式是看破不说破,要自己来领悟,设计中使思想意念达到沟通的境界就是这一点的妙用。禅讲求的是顿悟,顿悟渐修、渐修顿悟、渐修渐悟也体现在设计实践中。在禅学思想指导下设计的产品更加实用、更加简洁、更加人性化,因而更安静、更智能、更环保、更体贴,有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作为中国本土设计师和设计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有能力将中华传统的思想文化及精神传承下去,在产品设计中积极阐释和运用禅学思想,从而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特色论

中国古代地大物博,早以埋下南北文化不同的种子;在南北朝分而治之后,南北文化的地域特色不断趋于凸显。《北史》《隋书》论南北文章、学术的不同宗尚,明代董其昌论画分“南北二宗”,徐渭论曲分“南曲北调”,清代阮元、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论书分南北派,梁启超总结、纵论“中国地理”决定的南北文化、艺术之“大势”,等等,形成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南北文化特色论,对于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在佛门与文场之间－神清《北山录》研究

中唐僧人神清《北山录》以佛教统摄儒道，提出了三教融会观照下的文学思想，阐述了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相对韩愈也是一重要的参照，神清“中道”观渗透到文学，可能对于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以及皎然“诗家之中道”均具有启迪意义，尤其神清关于南北宗的评论十分通达，有助于南北文学进一步走向融合。     

"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三种境界"说新论

该文考察了王国维从<文学小言>到<人间词话>再到<人间词话选>中关于"三种境界"说的历史演变,辨明他对言说对象不断调整和拓展的过程.在对王国维所引3首词原词词心词境考索的基础上,揭示它从渐修以至顿悟的逻辑关系和立足于诗人人格锻造的人文精神实质.由"三种境界"的理论内涵,可以贯通王国维构建的境界体系."三种境界"说的形成不仅与西方叔本华、尼采、康德哲学思想有关,而且它以文学话语来建立人文理论的方式,也与王国维特殊的个人"性质"密切相关.     

在佛门与文场之间——神清《北山录》研究

中唐僧人神清《北山录》以佛教统摄儒道 ,提出了三教融会观照下的文学思想 ,阐述了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 ,相对韩愈也是一重要的参照。神清“中道”观渗透到文学 ,可能对于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以及皎然“诗家之中道”均具有启迪意义。尤其神清关于南北宗的评论十分通达 ,有助于南北文学进一步走向融合。     

论文学上的南北派与南北宗

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源于先秦,系统形成于唐初。在古人观念里,南派阴柔优美;北派阳刚壮美,是两六风格类型。南北宗内涵较为宽泛复杂。古人多用“水土”来解释南北文学差异成因,但根本原因是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差异。南北文学各有特点,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合力。但历来存在重北轻南倾向,因北方在政治势力、文化传统上占统治地位,故古人也以北方审美传统为正宗正统;另外也反映古人尊阳卑阴的文化心理。南柔北刚之说,有合理处,但容易产生简单化绝对化之弊。对南北文学差异要用历史发展眼光去考察。     

也谈“南北宗”说

关于“南北宗”的问题,众说纷纭。这里谈一谈自己学习中的粗浅体会,以求正于美术界的老前辈、老师们和同学们。 一、“南北宗”说创立的依据 何谓“南北宗”?所谓“南北宗”就是在古代艺术史上存在着南北两个流派。 “南北宗”说把王维视为南宗的鼻祖。唐代绘画并非是到了王维时始出现这两大流派,其实早在吴道子创水墨渲淡的写意画法时,这种不同的风格便已清楚地显现出来     

民国时期曲阜孔庙募修之殇

自儒学在西汉定于一尊以来，曲阜孔庙即渐由“国家培护”而“迭事修崇”不辍。入民国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20世纪20年代之初，孔庙迭遭风电水灾，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尊孔崇儒”之名通电募修，后因“筹款维艰”,孔府会同“地方长官”对其“择要修理”。1930年，中原大战的炮火导致孔庙“损失甚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保存名胜，维持文化”的名义发起劝募，但前后历经3年，所得募款不足4万，离百万元之谱相差甚巨，孔庙修缮工作不得不叫停。1934年，为“昭示尊孔之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但资金依然难以筹募到位，“孔庙修葺计划”最终不了了之。曲阜孔庙“募修”的挫折，与彼时“民穷财尽”、当权者动员能力不足以及政治秩序紊乱相关，同时更是儒学独尊地位终结后“由圣转俗”或曰近代转型之艰的具象反映。     

顿悟研究述评及其展望

顿悟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文章通过回顾顿悟与顿悟问题、顿悟问题解决、顿悟的理论、顿悟的应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顿悟问题研究的新趋势进行了展望,提出了顿悟问题解决中关键启发信息激活的理论观点,以及“多个源问题(不同型的) 一个靶问题”的新的实验范型。     

从南北宗理论看陈少梅的绘画哲学

在中国绘画的审美观念中,中国画所描写的景物不是普通意义下的景物,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审美内涵。从中国绘画发展的萌芽时期来看,中国画学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就融为一体。16世纪的明代后期,画家董其昌依据禅宗分“南北宗”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绘画分“南北宗”的观点,把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的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而其崇尚南宗贬低北宗的绘画观,更成为“海内翕然从之”的艺术标准。直至20世纪初的近代社会,经过学者们的反思和实践,北宗绘画的真正风格特色才被人们所认可,天津近代画家陈少梅更成为北宗绘画艺术复兴的旗帜性人物,被称之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北宗山水画家之一。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