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道德主体：福柯与儒家现代价值

“道德主体”是讨论儒家现代价值的基础。福柯认为,以“笛卡尔时刻”为标志,真理与主体的关系断裂了,现代自我既受到规训权力的制约和生产,又发展出自我关怀的技术试图逃离权力,这指向了“重回道德性”的命题。对该命题,儒家可做出有效的回应：儒家教化体系生产出君子,他们由“天道”获得道德义务和伦理勇气,运用“仁”“义”等自我技术,将自我真理的获得与伦理自我的转化结合起来,成为反抗权力的道德主体。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合宜性"及其伦理意义

“合宜性”是亚当·斯密一个具有独特话语意义的词汇,是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尺度。人类社会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整个社会在伦理观念中的“一致的估价”,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合宜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有着深刻的个体自我伦理、社会经济伦理以及生态环境伦理的意义。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儒家的价值实现方式与个体性原则

个体性的价值实现与普遍性的原则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今人所理解的个体性,基本上是西方义的原子式个体。西方传统哲学以认知的态度来看待道德和人的问题。这种态度所导致的个性、自我的抽象私人性和感性化,造成了对个性之真实性、独立性的抹杀。儒家的思想与这种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强调“分殊”与“理一”的两极相通,在个体存有之内在性、独特性自身转变的敞开性和“通”性中达成社会及宇宙整体的和谐,这是儒家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实现的基本方式。在人格成就上,儒家强调“独”。“独”是人的存在之充分的个性化和内在化。这立于“独”的人格成就,乃经历着自我之一系列的精神气质的创造性转化(变化气质),由此构成一向着他人、它物及整个世界完全敞开的开放系统(形善于外)。这使儒家所理解的人既具有不同流俗的鲜明个性,又不陷于私人性的不可交通之深渊,表现出一种独立而不倚、和而不流的人格特质。     

论人对自然的“伦理性”关系

探讨人对自然的“伦理性”关系不同于探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这涉及到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自然”的观念 ,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把握这种“伦理性”关系。只有把自然理解为“活的”存在 ,依据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想 ,在人的“超生命”的生命活动中才能生成和建构这种“伦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人对自然的“生命价值”的创造 ,也是一种真实的人本主义的理论态度。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克服贬低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明的代表。自汉代以后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存在和发展着。以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是从近代开始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早期启蒙主义、戊戌变法巨子、辛亥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儒家伦理遭到一次又一次扫荡性的批判。综观上述各个时期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其动机、需要、批判程度和达到的后果不尽相同,或根本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笼统的否定性的批判多,具体分析和肯定性的评价少。其后果是发展起和强化着一种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不利于全面、科学地评价儒家伦理,不利于继承和发扬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族传统美德。 其一,大而化之的定性式的批判和否定。如讲儒家伦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残害人、压抑个性;儒家伦理是宗法等级伦理,同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儒家伦理只适用于农业文明,是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富民政策的重大思想障碍,等等。如前所述,这类大而化之的否定性的批判,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认为是全面的、科学的。儒家     

现代化语境中儒家伦理文化的转换

全球化的情景下,儒家伦理文化彰显其现代价值:重“和谐”的道德情操,“仁爱”的道德原则,“依礼而立”的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伦理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中心,倡导自我个性和自由,正在消解着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的伦理文化价值观。现代化、民族化、世界化,是儒家伦理文化转换的三个基本立足点。对待儒家伦理文化,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有所超越和创新。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