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关系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逐渐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层关系中出现了诸种必须加以调整的矛盾和不平衡。它们不仅影响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同,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本文分析近期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某些失衡现象,提出集分平衡应为未来中央与地方协同关系的原则。1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衡目前阶段主要源自经济领域,也主要显现在经济领域。其基本表现是中央功能的缩减和地方功能的扩大。这一双重的趋势与改革以来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条件的复合有关。改革开放和权力下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是     

论现阶段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法制的视角分析

府际关系是各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同级地方政府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横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横向府际关系表现为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形式。另外,不论是分析纵向府际关系,还是分析横向府际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府际事权的划分、府际财权的分配、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间合作五个方面进行。对于问题的分析是从法制的视角进行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将从府际关系法制化的角度来考虑。     

论中央调控下的地方政府间合作

改革开放前,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阻隔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央通过专项政策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维护地方政府间合作秩序,并通过人事变动为地方政府间合作创造条件.但是中央通过政策、法规、人事调整等方式调控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不足.从战略高度统一规划,利用政治动机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加强中央仲裁地方政府间争议的能力,避免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地方政府间合作持续、稳定的有效途径.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思考

作者提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是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与途径。首先，阐述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含义与基本内容；接着，对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后探讨了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最后又强调指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应从国情出发，逐步进行，不能从理想出发或照搬外国模式。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戚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原本属于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相对而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较简单，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点几乎不构成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虽然把中央与地方关系...     

拉奥经济改革对印度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

联邦制是印度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央地方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拉奥经济改革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 ,它是 90年代印度中央地方关系缓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很多层面上起关键的作用 ;二 ,它是中央地方关系运转调整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三 ,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为联邦制总体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论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进入一种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无法形成一种制度化、稳定化的利益均衡分配模式。因此必须革除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时缺乏民主、缺乏规范、缺乏地区公平等弊端,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从而建立起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体制框架。     

财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纵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失衡在财政体制上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文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分税制和分权制，必然要求以财政及其它经济手段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手段。     

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国际条件，特别是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亚太地区政治与政策环境的必然选择；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与融资不断扩大的需求；亚太地区相互经贸合作的促进；中国大陆的推动等几方面因素。本文主要针对这几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今后继续保持和发展香港与亚太地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对保持和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摘要］“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     

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径——从财税法治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谈起

国家治理与法治在主体、目标、方式方面存在共同性决定了治理术意义上的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财税法治作为法治的主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更是有重要担当。具体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财税法治通过有效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界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应当注意到法治作用的局限性,国家治理需要多种规范的共同作用,是法律道德宗教等共同的事业。     

政策协调视域下的执行难问题

政策执行难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关系不相协调的表现和结果。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增加了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引发了政策执行难的问题。消除政策执行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统筹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合理进行集权与分权。当前，应建构有效的协调机制，克服制约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障碍性因素。     

对“阶级是法律关系主体”判断的质疑

阶级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表现为古今中外的法律都未曾赋予阶级以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阶级不可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因于法律调整的可能性限度和阶级作为特定社会主体所固有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不可辨认性。将阶级这一政治关系主体强纳入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乃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法合一思维定势在理论上的表现，摒弃此种观念，有利于在循法律调整的客观规律，抵御政治对法律的过分渗透，并可区分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不同。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经济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经济主义的兴起与政治主义的衰落，是国际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取得进展的表现，同时也是时代要求的自然延伸．国际社会由政治主导向经济主导转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隐性作用正在转化为显性作用．经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内容；经济实力成为更具威胁性的权力资源．但是，经济主义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试探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正式确立。这种政治体制主要以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为蓝本，同时吸收了革命战争时期政权建设的经验，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其主要表现在：（1）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2）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3）在干部问题上，由党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还未被完全消灭，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政治、军事、外…     

“职责同构”批判

“职责同构”是指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这不仅是对中国政府间关系总特征的一个理论概括,而且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基础、政府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有着多方面的表现,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条块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体制性原因。只有打破职责同构,合理调整政府纵向间职责配置,才有可能使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和理顺条块关系等工作同步推进。要在打破职责同构的基础上,倡导建立伙伴型政府间关系,科学规划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全面推动政府发展。     

从列宁《怎么办？》看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政治基础。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科学划分央地权责、抓好地方干部建设、加强央地合作联系四个方面,为正确处理我国的央地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是我国首要的政治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为了建构良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应时刻注意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中央对地方的统率领导,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动态平衡;同时,要抓好地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央地工作职责,强化央地交流联系。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动因探析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再分配,是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而采取的区别于中央集权的路径选择。其在我国的实行受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最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内部没有清晰界定纵向间的事权、财权和人事权。本文即是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从内外因两个方面重点对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地方分权改革的动因进行详实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