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清代苗疆书院与“大一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苗疆书院于清初渐兴,乾嘉“苗变”后快速发展。借此,传统中国成熟的德治原则、“大一统”思想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正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全面渗入苗疆,并重建“边缘”之地共同的精神信仰,强化各族民众一体的政治与国家认同。相较一般意义上书院的文化指向和教育教化功能,作为“边缘”之地国家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和表征,苗疆书院始终贯有清晰的“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在清代苗疆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意蕴更为突出。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

清朝在“贵州苗疆”的法制建设,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点是因俗、因地、因时而治,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贵州苗疆”苗族习惯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地方法律统治秩序,这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贵州苗疆”的发展和进步。本文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民族法制建设能有所借鉴。     

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是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桥梁”。我国自西汉时起迄于明代,在长达一千五百年历史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与亚、非、欧洲一些国家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在某个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条干线也曾受到梗阻,不得不变更路线,以继续维持丝绸之路的机能。唐代的回     

河湟民族走廊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作为“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河湟民族走廊是将中原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亚区域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而该走廊与中原的“一体化”成为其发挥连接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走廊”,河湟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成为推动其与中原“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河湟更具包容性的“性格”特征成为该走廊与中原“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当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周边地区进行整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区通过制度、礼仪、传说、信仰等主动建构周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此同时,由于河湟民族走廊内部社会经济文化复杂而多元,又形成了其与中原“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     

“一带一路”中 民族文化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提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在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于遗址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网络数据平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国家均有一系列作为。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力,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整体性的、长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故学界应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思考“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既不违背文化多样性发展,又能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之民族文化国际化进程的理论构架,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带一路”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现代中国有过四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其大部分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重合。另外,中国四次国家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都与相应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线平行并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也应该积极发掘“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建立起一条国际化的,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发展线相呼应的文化发展线。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巴盐古道”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上,"巴盐古道"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巴蜀地区盐业的发展,其不仅是西南地区经济连接的纽带,也是国家权力主导之下极力发展的民族走廊。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以及民族社会的不断进步,盐道的历史地位也在不断凸显。而且"巴盐古道"本身作为交汇区和过渡带,对国家力量渗透、族群社会发展、区域市场建立以及西南移民活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也体现了"巴盐古道"早已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之中。因而,"巴盐古道"作为一条传统通道,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变革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在民族走廊历史进程的研究领域中亦不容忽视。     

肇庆在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现代化取向

历史上,西江走廊为海陆两大社会经济圈的互动发展提供了重要通道。多元经济文化在西江走廊的共存、激荡与交融,使肇庆成为岭南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并在历史上多次成为泛珠三角最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浪潮,肇庆应当为海陆两大社会经济圈重新构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高标准通道。实施“东引西连”战略,再创多元经济文化在肇庆的共存、激荡与交融发展的历史新辉煌。     

论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的管理

清雍正年间,湘黔边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完成,确立了清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地方流官管理体系,将湘黔边地区纳入实际控制之中。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清代对湘黔边地区流官管理呈现出与内地流官管理不同的特点。设立苗疆官缺制度,重视流官考核,确立苗疆久任、任满升迁的政策,稳定了流官队伍,加强了湘黔边地区的统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区域型构与边缘想象：沅水上游的地方开发与移民记忆

明清时期,沅水上游地区作为国家权力向贵州苗疆渗透的前哨基地,在不断的政区调整中被塑造成一个"非苗"区域。清初以来,随着军政控制和经济开发的齐头并进,归化苗疆的前哨向西推移而湘黔省界向东退却,两省"非苗-中心/苗-边缘"的象征意味淡去。王朝统治逐步向苗疆地区深入的过程形塑了沅水上游地区人群特殊的历史记忆和移民身份认同:借助宋代军事拓疆的"征苗"、戍边等祖先记忆,人们得以从族源和生活实践两方面去建构宗族;在明清兴起的商镇之中,人们则通过追忆"前商业时代"的土著——"苗"来确认自身作为地方商业历史创造者的客民身份,以此获得文化主体性权力,并达成对地方历史的整体解释。共同的边缘想象使得不同人群差异化的移民记忆得以共融在地方开发的大历史之中,也为认识区域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包容多元的理解框架。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渤海国与东北亚史研究

今日之东北亚日益为世界瞩目,尤其是图们江三角洲多国经济区的开发问题,已引导起了世界众多国家的关注。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渤海国把图们江一带推向了第一次繁荣昌盛。”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在东北亚区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整体性的东北亚史何时形成?”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渤海国当为整体性的东北亚历史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宏观的东北亚史应当包括东北亚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东北亚社会的最重要领域。笔者曾在《“渤海学”刍议》一文中提出一关于渤海国时期东北亚国际政治的总格局等问题。本文从宏观外将渤海国与东北亚史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列一个纲要,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民族走廊"的理论,指出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北民族走廊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为主干道,南北有两条平行的辅道,还有与之交叉的南北通道。围绕西北民族走廊,历史上有氐羌、匈奴、鲜卑、汉、藏、蒙古、回纥等民族频繁进出,在此长期交往,并出现了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定居于此的民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中国的主要宗教也在此传播会合。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历史演变,又与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紧密相关,而且在历史上多次影响全国。今天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研究西北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民族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泰之间的族群互动——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各国北部,沿横断山脉及山下诸水向南,历史上存在着一条民族迁徒的孔道,有人称之为“民族走廊”.各民族历史上的迁徒和交往多沿这些孔道进行,多种民族在此交汇,彼此融合,互相学习,形成了今日东南亚区域语言、民族、文化交错分布的多彩面貌.中国和泰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是跨界分布的,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多与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有亲缘关系,两国亲缘民族互动频繁.发生互动的原因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族群互动使参与各方都扩大了经济、文化视野,促进了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但一些势力利用族群互动制造混乱或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有关国家也都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何把握好国际族群互动,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人类进步所用,控制、避免其消极影响,消弭社会矛盾,排除外部势力干扰,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研究课题.     

论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的文化治理

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国家语言治理

语言治理是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并行的治国方略,是解决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手段。元代的国家语言治理采取“内蒙外汉”的“双语文”制度,该制度型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语言融合景观。元代国家语言治理是“大一统”政治实践的结果,“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宜施于用”等治理方式,其核心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这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