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花垣人民的精神家园

花垣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茶洞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将花垣的历史至少推进了一万年;至近现代,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以苗族文化为中心的花垣苗鼓、苗舞、苗戏、苗绣更是名扬全国,1993年花垣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可以说,花垣在对人民的精神家园———民族文化的维护、建设、发展上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卓有成效1、整理民间传统文化。花垣从50年代开始进行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1954年,花垣县文化馆干部石成鉴、业余作者石成业创立了苗族新剧种“苗戏”,同时建立了苗…     

武陵山区苗族“上刀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武陵山区苗族上刀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分析,旨在提高武陵山区苗族上刀梯遗产项目的保护成效。结果认为,武陵山区苗族上刀梯起源于佛教、道教与苗巫交融形成的苗族"巴代扎"掌坛法师身份确认的度职仪式,以"赤脚踏刃,手脚并用,蹬高作舞"为运动方式,具有身份转换的文化意义,当代通过苗族传统节日和民间体育竞赛开展传承活动,武陵山区苗族上刀梯文化遗产得到较为理想的保护。提出了提炼苗族上刀梯"惊险刺激,超越自我"的创意概念、描绘优秀程度和定位于旅游演艺和开业庆典、中学生的成人礼和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毕业典礼的开发利用对策,拓展上刀梯文化遗产的运用空间。     

苗戏:属于苗族人自己的戏剧

<正>遗产发现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花垣自古以来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民间艺术十分丰厚,尤其以传统的苗歌、苗鼓为主。但汉族的戏曲如汉戏、花灯戏等,也在这里同步流行,苗汉文化经过碰撞交融,产生了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从而为苗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苗戏起源于古老的"蚩尤戏"和苗巫文化,有着漫长的发展     

贾理: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体系

苗族贾理的传承提供了反思少数民族原生形态教育的新视角。在主流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前,西南少数民族有各自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本文基于黔东南州丹寨县的田野考察,在历史语境背景下、从苗族贾理传承的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论证其补充儒学教化而成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尤其是贾师办班授贾形式因其正式性、目的性可视作苗族特色“私塾”雏形。西南与中原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贾理融通转化儒家思想,在育人、传承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审典型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湘西巫傩民俗探微

<正> 土家族、苗族,是湘西的两个主体民族。他们历代传承的文化习俗,大都受着巫觋支配,且颇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族源不同,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拟对湘西土家族、苗族巫傩文化的传承和异同,略抒管见。巫傩风俗的传承与变异巫术是一种古老的准宗教现象,它产生于人类的野蛮时期,是原始人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法国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野兽的图象上布满的刺痕,中国山顶洞人尸骨上撒布的红色粉末,不少学者认为是原始巫术的遗迹。原始巫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与神相通,便出现了专门从事巫术的人     

试论当前民间文化的传承危机

民间文化是由民众生活历史积淀出来的民众生活传统,传承性是这个传统的基本属性。“传承性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传衍上的连续性”,[1]即历时的纵向延续性。传承与传统的概念十分相近,但传统的概念侧重于代代相沿的文化现象,传承则更多地指称代代相沿的动态过程。(一)民间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它的稳定性和变异性。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均涉及到历史和地域两个向度,因为本文关注的是传承问题,所以这里仅从历史的向度作一些说明。一方面,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民间文化作为民众的生活文化,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连…     

人类学视野下黔东南苗族丧葬习俗功能探析

苗族的丧葬仪式是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苗族的丧葬仪式,从中发现苗族丧葬仪式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是显著的,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本民族历史、宗教、习俗、神话、生产等知识,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其情感抚慰功能减少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缓解了人们悲伤、焦虑的心情;其社会整合功能加强了家族、宗族的凝聚力量,增强了以村落为地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社会秩序。     

民族文化研究的硕果 --《苗族文化史》评介

最近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伍新福的新著、近 5 0万字的《苗族文化史》。此系作者在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 ,继《苗族史》、《中国苗族通史》等专著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苗族 ,是中国古老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 ,苗族形成了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一二十年来 ,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热潮中 ,我国学术界的苗、汉学者及各方有关人士 ,都十分重视对苗族传统文化的研究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苗族文化史》集学术界和作者本人多年研究之大成 ,对苗族文化和风俗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综合研究和历史阐述 ,自成体…     

试论海南苗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

作者认为海南苗族大多数是从广西迁徙而来的苗民后裔 ,历史上与汉族交往甚密 ,并深受汉族的影响。苗汉在经济上有着不可分割的互相依赖关系 ,文化上苗族深受汉族的影响 ,苗族不仅借用汉语读音、构词及句子 ,而且在苗族聚居区使用和传播汉字 ,汉族的民间文学对苗族民间文化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作者得出 :在海南 ,苗汉两族历史上是友好往来、和睦共处的 ,这也是苗汉民族关系的主流     

浅论巫文化对苗族芦笙舞的影响

在苗族聚居区,自古以来就盛行着原始的巫术巫风,因为巫与舞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苗族舞蹈蕴含着浓厚的巫文化,苗族芦笙舞就是重要的体现,同时它也是苗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民间舞蹈之一。本文通过苗族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巫文化现象的阐释,论述巫文化对苗族芦笙舞的影响。     

苗族婚歌的音乐形态与社会功能——以凤凰腊尔山为例

腊尔山区苗族婚歌有对唱和个人吟唱两种演唱形式。文章对苗族婚歌的曲体结构、旋律形态、节拍节奏、调式调性等音乐本体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苗族婚歌所具有的加强人际交流、增进娱乐性、审美、教化及历史传承等方面的社会功能,指出腊尔山区苗族婚歌的音乐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是特定自然、历史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     

苗族婚歌的音乐形态与社会功能——以凤凰腊尔山为例

腊尔山区苗族婚歌有对唱和个人吟唱两种演唱形式。文章对苗族婚歌的曲体结构、旋律形态、节拍节奏、调式调性等音乐本体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苗族婚歌所具有的加强人际交流、增进娱乐性、审美、教化及历史传承等方面的社会功能,指出腊尔山区苗族婚歌的音乐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是特定自然、历史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     

苗戏：属于苗族人自己的戏剧

遗产发现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花垣自古以来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民间艺术十分丰厚,尤其以传统的苗歌、苗鼓为主。但汉族的戏曲如汉戏、花灯戏等,也在这里同步流行,苗汉文化经过碰撞交融,产生了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从而为苗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苗戏起源于古老的“蚩尤戏”和苗巫文化,有着漫长的发展史。经历了古典祭祀仪式戏、草台戏、舞台戏等三大发展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确立并渐渐发展成熟,后广泛流行于湘西花垣县、吉首市、凤凰县、古丈县、保靖县、泸溪县及与花垣县交界的贵州省松桃县、重庆市秀山县等地区。     

黔东南苗族银饰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苗族是一个传统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少数民族。苗族虽然没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但其悠久的历史背景,浓厚的文化沉淀,独特的服饰艺术使苗族文化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阐述黔东南苗族银饰文化的变迁,分析提出开发传承黔东南苗族银饰文化的问题及对策。     

老挝裔美国苗族的文化适应模式探析

作为战争难民进入美国的老挝苗族群体,其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近半个世纪对陌生新文化的适应过程中,不同代际的美国苗族群体根据自身特点与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采用了不同的适应模式,包括极端适应型、被动与主动的涵化型、主动的同化型以及非常规的青少年帮派活动等。美国苗族不同代际群体与相应的适应模式并不严格对应,而是互有交叉,又或有同一代际群体采取多重适应模式的方式。美国苗族群体多样化的文化适应模式有助于整个族群较快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生活,同时促进其传统文化在苗族社区中的传承与发展,并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文化认同。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巫文化视角——开启“屈骚”艺术迷宫的钥匙

<正> 从巫文化视角对“屈骚”及其顶峰之作《离骚》的思想艺术奥秘进行全方位探讨,在我国屈学界尚属“少数”。更多的学人对以巫文化视角对屈子及诗作进行整体考察嗤之以鼻。或曰此种考察贬低了屈子,损害了屈原作为爱国诗人的伟大形象——难道这样一个伟大的人     

苗族伴郎文化解读——以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村婚礼为例

苗族婚礼中,伴郎的选择有着特殊的条件和社会基础,伴郎在苗族婚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基督教文化的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外来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苗族婚礼中的伴郎文化发生了显著变迁。也正是在文化的传统传承及其现代演变中,芭蕉箐苗族形成了自身富有特色的伴郎文化。     

苗族伴郎文化解读——以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村婚礼为例

苗族婚礼中,伴郎的选择有着特殊的条件和社会基础,伴郎在苗族婚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基督教文化的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外来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苗族婚礼中的伴郎文化发生了显著变迁。也正是在文化的传统传承及其现代演变中,芭蕉箐苗族形成了自身富有特色的伴郎文化。     

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融合互动——以柳宗元神灵形象与文教圣贤形象的建构为例

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的融合互动奠定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治运行的基础。二者的双向融合互动,主要是以地方社会的主动参与为主,使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贯通起来,并随国家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创新,保障了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实际上,这种融合互动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一般性运作机制。本文从柳宗元神灵形象与文教圣贤形象建构的视角出发,长时段考察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治间存在的民间化--升华的双向融合互动,从下而上地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予以上溯,管窥其中蕴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以期为完善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