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宋人自称“老子”自北宋范仲淹始,至苏轼、黄庭坚而成时尚,至陆游、杨万里而泛滥。宋人自称“老子”的原因一是对老敏感,好言老弱病懒的时代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有多种成因;二是向往晋人风神;三是几个典故都合宋人口味;四是范仲淹的正面效果;五是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六是“老子”一词可影响作品风格、显示作者的个性。     

建安后期文人活动文学性彰显的原因

建安后期,文人内部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浓郁的文学色彩,除了该期曹氏政权的巩固、生活的安定、经济的相对繁荣等原因外,主要还有以下原因:第一,文人的内部活动促使他们视文学为表性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载体的心理创作定势走上完全自觉;第二,文人的内部活动为他们竞才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场所;第三,文人的内部活动更加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这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或职业,才能生成的比较自由和宽松。     

清初文人金陵怀古幽情探析

根植于都市的青楼文化,极具艺术魅力,吸引着文人士子,并且使得文人与青楼女子之间有着亲密交往。本文立足明清易代之际的金陵,考察青楼文化对文人人格、创作的影响,探究文人笔下具有浓郁青楼文化色彩的都市金陵的别样风采。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关于关市设立缘起,明代士大夫大都重申其本在除奸御暴,限制垄断,非为专事盘剥,渔利虐民。然后世国用渐增,商税实有济匮佐急之助,因而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征商又被视作减轻农民负担、调节本末关系以均平赋役的一种手段。为保障商众生计和满足财政税收,明代士大夫还主张商民无分,对之一视同仁,均予施惠。他们批评病商苛政,提倡爱养民力,廉正奉公,并建议加强榷政监管,以期实现官商共利。明代士大夫的榷税思想在对传统的继承中亦有发展,他们顺应商业繁荣的时潮,赋予通货鬻财以足国裕民、富国利物的新意涵,其所阐释的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国商两利、工商皆本等理念,不仅表达出对农业与商业、国家与商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也预示了农商二者在当时社会体制内尚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并可同国家达成共生并荣的广阔前景。     

忠君与忠社稷关系辨——论明代土木之变中的士大夫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政治考量的基点.由此反映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断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     

论晚清士大夫公法观念的演变

公法,即国际法。西方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晚清士大夫对公法经历了一个由固拒到逐渐了解利用,再到基本接受的过程。这种观念上的演变过程,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在这进步的背后却是更深层的悲哀和无奈。     

欧阳修：“富养”出来的文人

人们常说：“女孩要富养。”其实文人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富养”。北宋就是一个“富养”义人的社会,文人不但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尊重,在物质资源上也得到了优先的保障。因此,北宋的文坛群星璀璨。其中有耶么几位“全能型”的人物,严肃起来可以为整个民族修撰史书,担当了司家的政治决策;休闲下来可以去写流行歌词,琢磨一下让生活更舒适的小器物;至于研究经学的论文、吟咏感怀的诗歌、抒发情志的散文,他们也都样样在行。欧阳修就是这样一位全能型的文坛大师。     

民间传说中傅山士大夫形象的多维构建

傅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中坚,也是明遗民的代表,得到了官方与民众的双重认可。傅山传说既进入了国家话语的“大传统”,也进入了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比较而言,“大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单一而平面化;“小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全面而立体化。文章以民间流布的傅山传说为研究对象,参考典籍文献中相关记载,探寻傅山士大夫形象在民众话语中的多维构建,挖掘此形象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革新与转变。文章提出：弘扬以傅山为代表的士大夫所承载的“以天下为己任”与“明道救世”的责任担当意识,对当代中国梦的践行具有促进作用。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大历湖州文人集团联句活动考论

颜真卿任湖州刺史的近五年间,以他为首,周围汇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曾多次举行联句活动,《全唐诗》共收录联句136首,属中唐时期的有103首,而在湖州创作的有53首。可见中唐的联句活动,多半发生在湖州。湖州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加上集团内部成员心境志趣上的一致是这个文人集团形成的基础。诗人们在诗酒唱和、雅集联句中吟咏情性、消遣娱乐、竞技斗巧,调节紧张和烦恼的情绪,表现愉快、闲适的心情。他们将日常生活进行了诗意化的浓缩,以此获得精神上的自慰和自足。即使这些联句诗歌本身佳作不多,但对中国诗歌的整体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唐代文人与隐士交游的动因

隐逸风尚的盛行 ,使唐代文人与隐士的交游十分密切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唐诗中得到集中的反映。这一现象的产生 ,主要是基于对隐士学识修养的敬服、道德人格的敬慕、恬逸生活情趣的企羡     

求真务实: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在政治人格上开始追求一种"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进而使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从"虚与"(即虚与委蛇)到"认真"的转向;二是从"空虚"到"务实"的转向。此即"求精责实"、"秉公尚实"之说的崛起,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亦即英雄做事的担当精神,并在清初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唐中叶"湖州文人集团"成因探析

唐代宗大历年间到德宗贞元中之间的唐代中叶,在江南环太湖地区的重要州郡--浙江湖州,以颜真卿、皎然为中心,以修订<韵海镜源>为主要任务,聚集了大批文人雅士,诞生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文人集团.他们诗酒唱和、雅集联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形成了当时除首都长安之外的又一文学活动中心,称为"湖州文人集团"(或"浙西诗人群").这一文人集团的形成,既有历史生成的原因,也有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和成员志趣一致等的因素.湖州文人集团开启了一代文学风貌,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极为深远.     

从唐宋文人的生活视角看民族文化传承

生活方式是物化的文化认同,具有实践的文化品质.不同生活方式包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唐宋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唐宋诗词将诗词创作推向极致,以唐诗宋词为文化符号的唐风宋韵恰是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的显现.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更多呈现出的是文人的雅集活动,并与诗词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不仅只是一份“闲情”,这份“闲情”是有着厚重的文化分量的,是“东方文明”的“底气”所在.     

简论孔子才艺思想对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影响

通过探讨孔子才艺思想和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出古代士大夫的人格特点。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子才艺思想深深影响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建构,一方面,培养其积极从政,正直不阿的品质,另一方面,又形成其保守,顽固的性格特点。正确地把握孔子才艺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培养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与士大夫精神史的波折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出现了诸多新的动向,甚至不乏“活力”与“多样化”的色彩.明清易代之后,随着社会秩序与礼教秩序的重建,清初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出现了内在转向:一部分士大夫从制度与精神两大层面对明朝的灭亡加以反思与总结,进而提出了较为理性的看法,甚至将其矛头直指传统的专制统治;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受制于新朝强权政治的威慑,过分留恋于过去,导致感伤主义精神盛行一时,甚或为了顺应清初统治秩序的重建,主动提出传统、保守的看法,藉此重新确立儒学一统.     

敦煌词中的文人之作

一般认为 ,敦煌词基本上是民间作品 ,文人之作不过数首 ,本文从敦煌词的内容、内容与艺术等方面分析举例 ,认为敦煌词中存在有相当数量的文人词 ,总数在数十首以上。     

论宋代吕洞宾传说的流传

吕洞宾神仙传说发轫于宋代初期,并得以广泛流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下层民众中普遍的神仙信仰;二是宋代士大夫中对于神仙的宽容态度。宋代士大夫的神仙信仰,为吕洞宾传说的流传起一推波助澜作用。     

中国园林艺术及其文人情结

中国艺术在它的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中;无论是在内涵与形式、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上,都有异于西方艺术所重视的剖析与摹写实体的忠实,而比较强调艺术家的心灵感觉和生命意兴的表达。整体来说就是所谓重表现、重传神、重写意,从而发展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追求,更讲究一种意境、一种文人情结,于是就有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