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的2007年基线和2010年跟踪数据中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妇女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入手,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重新架构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当政策赋予人们生育二胎权利时,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妇女中,四成妇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六成妇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尚没有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当的确面临是否生育二胎的选择时,妇女会进行理性考虑,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都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生育计划的制定是实现生育意愿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在国家实行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认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是把握中国未来人口形势变化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2~1.88的区间范围内,其点估计值在1.86左右,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其生育意愿越低,中国未来的意愿生育水平可能会继续降低;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其终身生育水平,且二者差异随年龄的减小呈递增趋势,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没有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仅为1.68,这可以作为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生育水平影响的上限。生育政策对当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贡献度在33%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从承德地区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国妇女生育率便进入低水平状态,总和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形成低生育水平的因素及其机制的研究,同时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和考虑我们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何时进行调整,调整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而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笔者近年来对承德和邯郸农村地区居民的生育行为和意愿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使我们深入了解到实行二孩生育政策的地区居民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转变和现状.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浙江省生育意愿、生育水平调查结果评析

本文对浙江省已婚育龄妇女和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调查进行了分析,认为浙江省育龄妇女的期望孩子数仍高于政策要求的水平,这与以往相比没有重大变化;但群众还是接受了现行生育政策,并按政策要求进行了生育。本文根据未婚青年生育意愿进步的情况和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估计未来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现行政策将更加接近。但因工作松懈或政策不当,引起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本文还系统分析了要稳定低生育水平,使群众意愿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要求相统一,在生育政策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些问题。     

邦戈茨生育模型演变及其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新解释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偏好、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的解体、竞争性因素仍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进一步对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生育政策纳入模型之中,发现政策本身对实现生育意愿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控制政策因素之后其他促进或抑制生育的因素仍然存在影响。此外,随着队列的晚近,不同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性别偏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完善以及差异化的政策实施具有一...     

当代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调查 ,发现被调查女性的生育行为有以下特点 ,即生育率有了很大下降 ,但同时也存在进入孕龄的时间早、生育期比较集中、流产率高以及一定比例的性别选择等现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相比 ,显得更为“现代化”。文章还对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应用

本文使用2010年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应用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对已基本完成生育周期且可生育二孩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以意愿生育水平为参照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高,工作压力等都对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禀赋、场域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构建模型,对中国18～52岁妇女的意愿生育决策、生育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众多因素中,家庭已有孩子构成、能力禀赋、资本禀赋对妇女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技术禀赋对妇女再生育的意愿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将划分生育场域边界的地区变量纳入模型,显示不同区域间妇女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别,中西部地区妇女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东北部地区;妇女禀赋条件越改善、禀赋水平越高、生育场域越优化,其生育意愿、生育强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理性。未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制定、调整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的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生育目的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分析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的分析,利用“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调查数据,透过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两个影响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了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发展趋势,探析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成因,并提出控制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对策。     

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社情民意问卷调查数据,对河南省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从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生育目的三个纬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降低河南省出生性别比的政策建议。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