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转型始于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诞生.集中出现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自传作品不仅摆脱了"史传"的影响,且以充分的文学自觉丰富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表现技法,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第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他传的重要收获比较集中出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但过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相、注重叙述的依据,影响到作品的文学性.中国传记创作的现代转型是一次由借鉴模仿到最后脱胎成型的文体转变过程,也是一种崭新文体从萌芽到收获的生命成长.文学性的不断增强和史传特点的渐渐减弱,终于使中国的传记文学彻底告别脱胎于经依附于史的昨天,而成为一种独立于史学著作和记叙散文之外的文学体裁.     

章太炎的"文各体要"论

"文各体要"论是章太炎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在不同时期,章太炎对"文各体要"的表述有所不同.1906年以前,一般表述为"类例"、"体要"等.1906年,正式提出"文各体要"论,并集中表述为文学的雅俗观.晚年,集中表述为"发情止义".章氏论文推崇魏晋,服膺魏晋文体论.章氏依准魏晋文论,并据以评价后世之文,是为复古魏晋.他还希望以此消除当时梁启超报章文、林译小说等文体之不良影响,平息骈散文之争,并因以抵制用西方文论来评价中国文学的做法,坚决维护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邯郸淳《笑林》为中心

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和清谈之风推动了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和文体的独立是魏晋笑话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笑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两汉笑话的目的是娱乐与说理并重,魏晋笑话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娱乐。先秦两汉时期的笑话存在于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之中,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魏晋笑话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魏晋笑话对后世笑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笑话发展的历程中,以《笑林》为代表的魏晋笑话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论中国作家自传的现代性特征

中国现代作家自传是在继承传统传记文学观念和借鉴外来传记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鲜明的主体性、多重的叙述话语、彰显个性的成长叙事和心理化叙事,以及与文学文本的互文等特征体现了中国自传这一文体的现代转换。     

中国"现代性"传记文学的形成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传记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悠久的一种文体,但它后来却沦落为一种缺乏生气的照例文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其获得了新生,形成了中国"现代性"传记文学,产生了一批以建构现代理想人格和重塑国家民族精神为目的的作品.这一新的文体形式,在中国当代以及新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但其对"五四传统"亦有所背离.本文对中国"现代性"传记文学的形成过程做了梳理,并将其放在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同时对这一文体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整理,注意其在当下的发展景况.     

文学与历史的契合——论罗兰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

罗兰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以五十万言的文字真实而形象的再现了中国"五四"以来的社会历史。罗兰以个人的经历折射出时代的历史,融个人命运于时代变迁的社会洪流中。罗兰自传融文学、史料、图片为一体,堪称自传文学的范本。罗兰自传《<岁月沉沙>三部曲》以对历史的记忆与追寻,表现文化寻根的认同与归位,融个人与社会历史为一体,实现了对传记文体的创新与突破。     

清代传记文学论——以顾炎武、方苞、曾国藩、沈复为个案

清代传记家对“文学传记”较为重视,并使之与史传进一步分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传记写作的新潮。同时,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直不甚独立发达的自传文学,在清代却呈现了某种创新局面。     

"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先秦至魏晋自传中文人的自我呈现

先秦至魏晋是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正是这一阶段自传文学的发生发展,才将自传塑造成为文人自我对于个体命运和文化选择的言说方式、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氛围和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三者交相辉映,融汇文人自我呈现、历史史实和民族思维方式的复合型文本。自传本身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述的特质与传主特异的人生经历相黏合,加之自传书写目的的不一而足,形成了自传摇曳多姿、魅力无穷的文化景观。将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阶段来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探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文人自我呈现方式的流变,从而看到中国自传文学的原初形态和渐进式的发展脉络,及日后蔚为大观的文化成因。     

文体形态与文体研究的学术空间——兼评吴承学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该文以吴承学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为中心，对其在文体形态研究方面的特色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并以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和相应的文体学理论为学术背景，对目前文体及文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以预见的文体研究的学术前景作了扼要分析。     

崇简尚韵的意境营造——古代小品文对确立文学叙事的意义

作为一个文体名目来说,小品文在现代才出现,但其实际历史却很悠久。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出现了小品文的第一次高潮,历经唐宋而在明季达到鼎盛。从写作上说,小品文崇尚简洁,重视情韵,既受史著尚简笔法的影响,同时也与玄学简淡玄微的旨趣相关。其哲学渊源,实为庄玄,提倡人生的艺术化,追求个体的自得自适。这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还文章以审美、娱乐功能;而就审美特征而言,便是崇尚简约,重视情韵。二者一在文用层面,使应用文字变成审美文字;一在审美层面,以意境作为散文叙事的重要特征,从而区别于小说叙事的以情节冲突、性格成长等为主要特征,在古代散文从应用叙事走向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对散文文体的确立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女真民族性格与金代散文风格关系管见

金代女真族的民族性格浸染到北方地区作家散文创作之中,使得散文的风格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要而言之,其间关联主要有勇悍猛鸷的个性与气骨格调的劲健、纯朴质实的旧俗与剀切直言的追求、纵酒聚谈的嗜好与叙事传奇的倾向这三个方面。这种从民风到文风的浸染,展现了充满新鲜活力的女真文化对传统散文中雄健质朴气质和叙事谈辩传统的激活,并为文学由中古向近古转变注入了先导因子。     

心术动远 文情变深——谈谈高中教材《屈原列传》的写作艺术

本文评论的《屈原列传》,有如明清时期人金圣叹选编到《才子古文》一书中的《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艺术性之高 ,着实堪称旷世之作文范本。本文尝试从中心确立 ,材料选择 ,人物塑造 ,手法运用 ,结尾安排五个方面对它的写作特点进行了分析 ,目的在于借此探求出一些切合实用而又特别的写作规律来 ,以供爱好传记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们借鉴。     

行状职能考辩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体之一,其职能随着文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各不相同。在两汉时期,行状具有察举选士的实用功能;魏晋时期则体现了与诔文议谥、述德职能的混同;唐代是文体定型阶段,行状承担了为议谥、作传及撰写墓志铭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     

让历史伟人在观众中鲜活起来——论陈晋在领袖电视传记片创作上的探索创新

作为中共党史和党史人物专家,陈晋近年来创作了《毛泽东》、《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世纪小平》等十多部大型领袖电视传记片,取得了丰硕成果,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同时也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开创了一个新品种,开拓了一条新路子。陈晋在领袖电视传记片创作上注重事实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科学性,在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在艺术形式、艺术构思以及艺术手法和影视语言方面均有探索创新与多样化追求。     

《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

《魏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主体的纪传体皇朝史,详载了鲜卑族拓跋部从部落走向皇朝的汉化历程,兼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各族斗争、融合、同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大迁徙、大汇聚、大融合的历史。《魏书》作者运用巧妙的编纂体例,寓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于其中。《魏书》中的正统观和夷夏观,体现了作者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新发掘这些史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庄子》中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在魏晋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文章分四个时期,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汉魏之际的避隐;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尚隐,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东晋时期陶渊明的真隐。从魏晋文学中隐逸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文人对人的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了人格独立意识。隐居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于是文人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诗文具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     

正史中的胡床及其变迁

胡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原以来,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以后发展为交椅,考诸正史,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之后是这一坐具运用得最为频繁的两个时期。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此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对这一坐具的变化都曾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