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与突厥的关系及影响

契丹的兴起与突厥的关系较为密切,突厥强大并称霸东亚时,契丹族则依附之.中原王朝强大而突厥衰落之时,契丹族就叛离突厥依附于中原王朝.契丹对突厥时而依附时而叛离,这种关系对于契丹的发展既有利也有弊,虽然契丹依附于突厥被迫接受其统治,但在客观上增强了契丹民族凝聚力,同时契丹主动与中原王朝接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

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中原王朝与突厥和亲述论

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和亲,和中原王朝与其它少数民族政权的和亲相比,影啊较大,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考察,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

"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是先秦以来以华夏为中心认识和看待华夷地域差异与文化区别的重要思想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天下"秩序的稳定和中原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秦汉时期,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实现,"天下"真正变成了由"夏"和"夷"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汉代古文及今文学家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做了新的补充和铨释,从而完成了认识上的重大的转变。     

清政府对英国羁縻之术的运用——兼论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签约活动中,传统的“夷狄”观念对清政府的影响随处可见。在战争进程中,清政府对英国的战与和,实际上是古代中原中央王朝对周边“夷狄”对策的翻版;而战后所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观念的产物,用“羁縻”手法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笼络,以达到它们不再侵拢中国海疆的目的。     

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型秩序的兴起

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任期中采取了一系列以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动摇了支撑当代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理论争论。自由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接受的规则和制度、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公共物品供给基础之上的,因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从内部动摇了这一秩序的基础,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内在运行逻辑就蕴含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秩序走向终结的因素。一种正在浮现的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合理成分,但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混合型秩序将既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又可以保持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因而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状态。     

北魏对刘宋的和亲与皇室婚制的汉化

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和亲是贯穿宋魏间前期交聘的一个核心议题,但三次和亲之议都因刘宋"依违不绝"的态度而未能成功。北魏在向刘宋求和亲时体现出鲜明的胡族政权特征,表现为将南方的宋看作中原王朝,而对己以胡族政权自居。魏太武帝死后,北魏对和亲的态度不再积极,这与北魏王朝婚姻观念的汉化密切相关。以和亲为名的部落交婚胡族遗制,也在北魏皇室婚姻制度的汉化背景下逐渐消亡。     

东汉“义从”概念的生成——汉代边疆伦理整合的个案考察

东汉"义从"主要指接受汉朝调遣的羌胡兵,其中的"义"字强调羌胡兵辅汉的自愿性,体现了汉王朝边疆整合的伦理路径。在以"义"治国的过程中,"义"的标准大体有法、礼、情三种,承秦而起的汉王朝起初重"法义"。后来"礼义""情义"地位渐升,甚至可以超越"法义"。正是在"情义"渐重的情形下,"义钱""义谷"等标榜助国自愿性的名目陆续出现,东汉"义从"即生成于这一潮流中。尽管"义从"概念的名与实未尽相符,但义从群体参与汉王朝的军事行动,对中原王朝以及边疆族群自身的历史均有一定影响。     

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封贡体系　国际秩序。随着西方列强决意打开中国的大门,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与近代国际体系发生了　激烈的碰撞。中国在这一碰撞中遭受了沉重的冲击。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掠取了巨大利益的　西方列强调整对华策略,而清政府也被迫重新认识对外关系。１８６０年以后的近２０年里,中国　逐渐从被动接纳近代国际体系向主动加入近代国际体系转变。以７０年代末向欧美诸国派遣常　驻使节为标志,中国完成了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时有小国受大国指使,服从于大国之目的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这种战争乃是代理战争。《左传》一共记载了12次代理战争,据之可以归纳出代理战争的八个特征。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代理战争的实质相同,都是大国争夺体系霸权的一种具体手段。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

王府文官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是朱元璋等明初诸帝,在实行"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藩王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元璋通过对王府文官的倚重、保障其政治前途等一系列措施,在加强对王府文官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极大促动了王府文官"忠君"大于"事王"的基本政治取向的形成,并在靖难之变中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不过,由于明初藩王势力的相对过大,使王府文官系统对藩王的约束还主要停留于规谏层面,而未能形成更为完善的制衡与制约机制,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藩王势力对皇权的挑战。     

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界定标准的探讨

长期以来,学界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的界定并无统一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固然历史发展情形各异,但异中亦可见同.纵观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属国与藩部(属部)在封贡体制、边界意识与边务处理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而中原王朝作为受贡者在危机处理中对作为被封者的属国和藩部的处理政策与处置程序也存在明显差异,邦交与主权可谓泾渭分明.综合审视、利用这些差别为我们准确界定封贡体系内的属国、藩部和一般交往者提供了一把钥匙.     

西王母神话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西方王母神话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其演变的轨迹.西王母神话人物,从西部狩猎部族"君长"的神职、文化内涵、神格特征及其传入中原以后的"神格易位"、神职重构等发生一系列变化:她从原来部族首领到中原天帝的"神母"、"天后";她严格控制神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天规",又眷恋人世间的生活;她既是主宰宇宙天体秩序的创世大神,又积极参与黄帝所从事的统一中原大业;她支持"反抗自然灾害的英雄",又不许他们位居神界;她反对天人之间男女婚姻,又同情他们的遭遇,作一定的让步;如此等等.西王母本身的二元对立的神职、性格之间的矛盾统一性,反映了当时中原社会、经济、文化、信仰、观念等的特殊形态.     

蒙元对高丽的控制与干涉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很大变化。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蒙古与东邻高丽冲突、战争不断。蒙古在迫使高丽投降以后,与高丽确立藩属关系,结束了长期对立的局面。但高丽在获得和平的同时,又陷入新的尴尬局面。蒙元朝廷通过派遣达鲁花赤、设置征东行省并直接或间接任命行省官属、加强对王族的控制等方式,对高丽事务展开控制与干涉,使高丽丧失部分主权,也给双方的政治关系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试述清朝前期对青海的治理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对西北的统治,加强了对青海的治理。笔者认为,清朝初年政府分三步把青海置于其直接管理之下：第一,与青海建立羁縻藩属关系;第二,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削弱青海和硕特部在西藏的影响;第三,设置西宁办事大臣,把青海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西周与西王母建交考

西王母是商周时期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部落,曾被西周册封为诸侯国.西王母之邦的册封是我国西北民族发展史的重大事件.     

"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

春秋前期贵族宗法秩序解体,“诸夏”共同体形成,这一变化使古代贵族社会在灭亡前夕出现一次中兴。这次中兴深刻影响了春秋时的历史变局,不仅缓和了中原战乱,为中原各城邦国家过渡到郡县制度作好了准备,而且使贵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贵族的精神立足地从宗庙信仰转移到“诸夏”共同文化,并逐渐发展出一种风格独特的古典人文思想。这一思想变化的最后结果是导出了原始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