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

华夷秩序原本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但自明朝与幕府断绝往来之后,日本便从华夷秩序中游离出来。随之,传统的华夷观念动摇,涌现出一批鼓吹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思想家。但想象的或观念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及其理念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体系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存在。从近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交往状况来看,很难说建立起了真正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它是一种虚像的存在。在构建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价值体系和组织模式的今天,克服想象及观念上的盲点、误区将是东亚思想史领域的重要话题之一。     

国际气候秩序建构与中国的气候外交

多哈气候大会从法律层面认可了德班平台,将从2013年开始第二减排承诺期。但是,俄罗斯等国拒绝第二减排期以及发达国家依然推卸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金和技术的责任说明,各方对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带来的发展空间以及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中的有利地位争夺仍然十分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积极的气候外交参与国际气候秩序建构,而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则可以成为中国气候外交重要的软权力资源,争取国际气候秩序建构的道德制高点。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到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从东亚朝贡秩序到近代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法战争后之中越关系透视

19世纪末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越南继琉球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与中国断绝宗藩关系的重要朝贡国。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转变。在此影响下,中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一种新型的中越关系自此开始。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公共外交

作者简介：李华,杨娇娇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  冷战结束后,跨越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趋势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以此为背景,作为承载主权国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种形式,国际组织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和诉求,其公共外交功能和影响日益凸显。对国际组织参与度和认同度的高低是判断后发国家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程度、衡量其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国际组织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论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方略及其积极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外交方略,成为指导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三大决策之一。另起炉灶外交方略的确立,缘于汲取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刻教训,顺应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本质要求,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其核心内涵是新中国彻底否定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旧外交关系,坚持在崭新平台上经谈判与世界各国另建新型外交关系。执行另起炉灶外交方略,不仅清晰厘定了新中国新型外交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关系,积极捍护了一个中国的准则,而且正确引领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有序开展,直接推动了新中国真正踏入独立自主之路。     

国际规范转变视角下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处在国际规范转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背景中。既有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从单向度的内部视角出发,从事实层面集中阐释当前中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未能把握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规范含义。本文认为应该从双向互动的外部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外交实践的规范意义。由此,中国作为国际规范的施动性主体,正在以崛起国的角色与国际规范展开频繁互动。从外部的互动视角出发,本文构建了“本土—辅助”的类型化理论框架。根据主体施动的方式与效果,崛起国的外交行为可以分为六个类型：基于理念规范的本土自主性、实质性与契合性,基于制度规范辅助实施国际规范的支持/强化、挑战/竞争与流通/反馈。不同类型下的周边外交与国际规范的互动方式不同,产生的规范意义也不同。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在理念上正不断依赖、激活本土资源,在制度上不断推动区域共识,驱动国际规范的转变。在推动规范转型的过程中,美国因素介入、周边历史遗留与周边国家政权更替是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挑战。     

从近代中日建交看日本外交风格的演变及原因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外交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导致日本面临重重危机,最终使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其在国内外的新形象,试图改变日本所面临的困境,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中日建交是其积极外交活动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也是日本外交风格变化的起点。中日建交过程中体现了这种积极的因素,并推动着日本去寻求改变现状。形成这种不同于幕府的外交风格,除了明治维新的推动,还与日本的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解读及其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现代中国外交决策深受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这既是中国外交决策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外交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内涵,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对义利观进行了现代解读,最后分析了儒家义利观对现代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对当时国际战略态势的洞察和分析与时俱进地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一是改变了过去曾一度认为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二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本文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说明了这一战略转变更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从“史迪威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结束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重心转向政治目标——扶持中国成为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力图实现中国的统一,使中国成为能在战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以服从于美国战后世界的规划与安排。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成份,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政府,与腐朽、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奠定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也埋下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源。     

再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它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产物 ,是中共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也是中共全面总结近代中外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决不意味着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但“一边倒”外交政策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中国从 5 0年代起就逐渐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极提倡各国人民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最终摆脱了美苏两极的制约和影响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从层次分析法看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72年 9月 ,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中日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本文从体系结构、互动过程、单位属性三个层次入手对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分析。     

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及外交活动在统一德国中的作用

俾斯麦上台后,而对当时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一方面采取“铁血政策”,不惜战争和流血的代价;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欧洲各国的矛盾冲突,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他的这种努力,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变化中的国际秩序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寻求一种方式,规范国际行为。人们曾经提出了很多建立良好国际秩序的建议和理论,这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国际范式和联合国的“宪章”等。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失去平衡,除霸权主义横行以外,各种变化的因素和力量骤然增加。在这些变化的关系中,大国的角逐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种主导力量。     

一战后德国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政策研究

一战后,受自身地位限制,且担心战胜国尤其是日本的阻扰,德国在寻求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过程中态度谨慎。但是,与中国恢复关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德国最终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关系的广泛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