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村庄

离红海苏丹港不远的海面下１３．７米的地方，有一个海底村庄。在这个村庄生活着２０余户人家，５０余名村民。虽然海面上波涛汹涌，但海底村民的生活却异常宁静。为什么海底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村庄呢？原来这个海底村是科学家实验的产物，建于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０日。当年，西欧一些国家的科学家试图通过实验证实，人类完全可以像鱼一样长期在水底下生活，于是倡议建立海底村。一位名叫柯斯塔的苏丹人自告奋勇参加实验，带领一群爱冒险的同伴，志愿“乔迁”到海底生活，并出任该村村长。由于海底下的海水压力非常大，海底村建筑物的结构十分独…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省乡村调查为例

依据对村庄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村财收入影响村庄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集体经济;“经济能人”主政是村庄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倾向选择有能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候选人;村民自治过程除了加强村两委会组织与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村庄老年协会与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引导工作,全面增强村庄自我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康熙御制民间故事

有一年,康熙皇帝扮作一位药材商人,带着两名侍从来到京东一带微服私访。这天,三人来到直隶永平府北部山区的一个村庄,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茏,周围山岭、坡坳的山岩红如丹朱,远看姆彤云缭绕,近看似烈焰腾腾,景色十分绮丽。康熙和两名侍从走进村庄后,便问村民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村民们说,因村庄四周山坡上到处是朱红色的山石,     

村庄转型的道德基石——论新农村建设中集体主义原则的时代价值

和谐农村社会是村庄转型的预期目标,其实现需要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村民道德培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支撑。道德,作为一种重构村庄社会的“隐性或者软性力量”,会使村民在思维、认知、行为选择等方面产生协调,从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有力地保障并推进村庄转型的正向变迁进程。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村民自治的运作实际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中,权力博弈场内的主要局中人是政府、村干部、头面人物、普通村民。由于受村落场域多元性的影响,各类村庄权力主体在不同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干部支配型、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等多种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势必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并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村庄易地迁移的社会基础和动员逻辑

国家关于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目标的先决条件,易地扶贫搬迁的中心工作是把村庄易地迁移来实现村民脱贫致富。研究表明,缺乏生存条件的社会基础是村庄迁移的推力,地方政府的社会动员是村庄迁移的拉力,有效的社会动员结构和嵌入其中的“动员工具”相辅相成,涌现了地方政府激励村民搬迁集体行动的动员逻辑;而村民搬迁意愿和地方政府社会动员之间形成的“需求—供给”关系是推动村庄易地迁移的驱动机制。村庄迁移过程也是村民的社会学习过程,村庄易地迁移的根本目标在于优化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以此增强乡村振兴的社会活力和内生动力。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     

村民社区参与的现实解读与理性反思——基于两种村庄经济类型的比较研究

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变量,不同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内容、结构、主体与态度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即村庄经济水平越高,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参与的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结构中的私营经济越发达,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也越高.从学理与实践上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村庄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与参与渠道不同.由此,应做好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构村民在社区参与中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畅通村民社区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建设,增强村民社区参与的能力.     

论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兼论村民自治的困顿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村庄秩序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一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很少关注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对社会秩序生成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 ,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 ,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 ,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 ,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 ,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单位化村庄:合作经济模式下的村庄治理结构——基于江苏省中部L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村庄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建立起单位化村庄治理结构,表现为村民对富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与精神归属寄托关系.这种单位村庄治理结构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该治理结构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村民对集体安全感的需求.     

从利益输送引导的合作到长期合作治理的组织——K村互助基金会的个案研究

文章根据真实的素材,复原了K村互助基金会18年的历程,探究了利益输送怎样引导村民合作以及如何以利益输送为契机组建村民长期合作治理组织的问题,分析了这个内生于村庄社会的治理组织稳健成长的要件和实践的学理意义。研究提示,村民事前能得到组织者的利益输送是村民服从组织并选择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领导者、组织和制度设计是保证村民合作治理的关键;培育合作组织并赋予组织资源是村民合作治理的重要保障;深入村庄的田野调查和体验村庄生活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对合作治理有重大影响但被流行的量化实证研究所轻易遮蔽和排除掉的随机因素。     

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公益与互助问题研究

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世界是由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组成的,在村庄共同体内村民共同劳作、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共享村庄公共资源.村庄共同体在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庄秩序等公共事业管理方面,在对孤儿的监护和老人的赡养等救济保障以及在村民互保互助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村庄共同体的公益救济措施和方法对我国目前农村社区福利建设具有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海城尾矿坝溃堤事件调查

这个尾矿坝建在人口密集的村舍附近,从动工之日起就受到村民的质疑向阳寨,一个拥有900户居民的村庄,位于辽宁省海城市境内。12月1日,48岁的村民谷宅泉推着独轮车走在田埂上。在他的四周,原来的村庄早已面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抓猴子与炒股票

一天，村庄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告诉村民，他将以每只10元的价格收购猴子。村庄附近的森林里有很多猴子出没，村民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大肆捕捉。收购人以每只10元的价格，收购到了几千只猴子。当猴子的数量减少的时候，村民停止了捕捉。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