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取向及其影响分析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域分布上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在产业结构中明显地指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上。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不断的集聚必然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继续扩大区域经济的差异,加剧了广东三类产业结构的偏差、国内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萎缩等问题。文章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策略     

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产业结构影响的模型分析

对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结构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继而通过相关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和协整分析法等,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产业结构的影响作了综合性的计量分析。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安徽第二产业比重,而降低了第三产业在安徽GDP的比重。结合其他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针对本省实际,对安徽省如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呈现多维多重的复杂情况。从经济学角度全面分析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从而对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引进FDI规模、结构和方向给出政策性建议。     

宁波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 I)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器”,对宁波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宁波的外商直接投资还存在外资来源结构单一、外资的产业分布还有待改善、地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但外商投资对宁波的出口贸易、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和地方税收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新因素.文章运用1999～2007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FDI、货币供应量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FDI、货币供应量都是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FDI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而增加了我国的货币供应量,进一步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进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本文利用1983-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作了分析。该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正在逐步上升,对第一产业影响最少,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各个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也做了相应的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江苏产业结构分布中表现出明显倚重制造业的结构性偏斜特征。由此,FDI对江苏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影响出现两面性。一方面,FDI加速江苏工业化进程,即在重工业化、高加工化、产业组织规模化、高技术集约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FDI的结构性偏斜却又加大了江苏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扩大了江苏三次产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差别,还助长了江苏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为此,根据利用外资要扬长避短、兴利除弊的原则,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这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改革步伐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由于外商在我国投资存在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助长了消费工业品的过度扩张,加快了工业结构的高加工进程,从而增加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为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价

运用扩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和把资本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部分分离出来的方法,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表现,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分析。     

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及优化策略

中国吸引外资已具有相当规模,但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和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分布极不平衡。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整体上规模小、质量待提高。通过对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进行分析,充分认识西部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劣势,优化区位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应用1991-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东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     

我国东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差异性分析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其在我国地域上的分布却极其不均衡，这在东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比较分析东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差异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造成两地区差异的原因，为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分析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单方向的因果关系;进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武汉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分析

本文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证明,武汉地区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关系。FDI促进了武汉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产业结构偏差。因此,利用FDI的正面效应是推动武汉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之一。利用FDI的政策重点是优化投资环境和引资结构、增强本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促进集聚产业内合作机制形成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同时,要加强产业导向,培养本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产业成长和结构调整自主性。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与工资溢出

技术外溢与工资差距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形关系。在我国外资集中、技术外溢比较充分的地区,外资与国有部门之间的平均工资之比会接近于1,亦即出现了工资溢出,而在外资稀少的地区这种关系不确定。技术外溢与工资差距的倒U关系是否在一个较长期间的全国范围内出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化因素对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制度和文化特征。运用引力模型对文化因素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强有力地推动了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和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政策变量与流入中国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距离在吸引FDI的过程中起阻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政府廉洁度在统计上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显著影响,其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负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应构筑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新优势,积极利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的步伐,不断提升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和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 I)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2年成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FD I对我国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尤其是对外贸易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利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和误差纠正模型(ECM)分别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分析FD 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FD I对我国出口贸易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