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广州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广州城市发展战略的定位不仅关系到广州自身的发展,而且将对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继续深化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广州城市发展战略必须结合珠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时代背景作出调整。广州城市发展战略应以广佛同城化为突破口,在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同时,积极发展支柱产业,并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第三产业,以此推动经济和社会的优化发展。     

广佛肇一体化中广州的定位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朝着均衡发展,尤其是国家有意识调整全国性城市群结构时,广州作为珠三角和广佛肇的核心,必须认清自己的定位,从大局着眼,立足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定位,推进"广佛肇+清云"都市圈一体化。     

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引领珠三角湾区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

随着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城市发展呈现新趋势,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是广州发挥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功能,承接国家战略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转型,广州需要在全面分析世界城市格局及充分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目标定位,引领珠三角湾区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演进与整合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世纪已经到来,城市群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体。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很快,但由于各城市各自为政、恶性竞争,导致区域整体竞争力有所下降。受区域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的竞争、我国城市化战略调整及自身发展腹地有限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珠三角城市群的整合已是大势所趋。而要实现“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的三级跳,就必须从观念意识、功能规划、行政区划、产业布局、文化支撑、组织保障等方面进行整合。     

增强广州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对策研究

发挥广州中心城市“领头羊”的辐射带动作用,既是落实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央对广东“三个定位、两个率先”要求的重要抓手.广州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关系,历经民间自发推动、企业联合推动,已进入市场与政府双向推动阶段,面临中心地位面临挑战、区域内部空间分化、产业结构趋同、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的制约.为了更好发挥广州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应立足区域共同利益,推动极化与扩散相结合,通过要素、体制、产业、分配及合作等方面,把珠三角打造成为区域经济“集团军”.     

打造白鹅潭中央商务区，促进现代服务产业发展

广州白鹅潭地区以白鹅潭经济圈和十三行商圈为核心载体,是广州实施城市发展“西联”及“中调”的战略重要地区。要加强城区建设管理,改善城区面貌,建设宜居城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把白鹅潭地区打造成广佛之心,成为辐射珠三角、影响华南的广佛生态型高端中央商务区。     

新型城市化：广州议程

广州新型城市化战略意在强调探索广州城市发展新路子,促使广州重新回到世界城市之列。这一战略表明,广州必须把握新型城市化的结构转换方向,体现历史和环境保护、文化实力提升、创新动力和社会发展等新的空间形态要求,以世界先进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为目标,采取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动力要素注入和回归市民生活三条路径,以相应公共政策促进美好治理、持续发展和和谐繁荣。     

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三个关节点

珠三角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要创新出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全国科学发展提供示范。珠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在于科学分工;重点是打破壁垒,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战略核心是自主创新。     

香港特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与战略趋势预测

本文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近十年来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和互利关系。这种关系仍在发展之中,并提出应作战略性调整,调整的方向和路径是珠三角各大城市联手开发和建设民用高新技术产业大园区,形成以香港－深圳－广州的轴线,约占中国1／3经济实力、率先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接轨的现代化社区。     

广州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对策

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及党的十四大精神,广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广州建设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这个决策将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广州发展的质变飞跃,体现了90年代世界大城市发展战略的趋势。这个决策的特点,是把广州的发展放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大系统中,借助国际国内战略资源配置变化的机遇,超前策划,谋求在国际国内（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内）的经济分工中担负重要角色,取得独特地位,跻身于世界名城的行列。 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以来,广州市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心评选出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中,广州位列第三;与此同时,广州还被评为“首批城市投资环境40优”的城市之一。这标志着广州城市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已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心城市地位明显提高。 （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走上腾飞之路。1994年,广州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76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7.5倍,提前八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3年超过了天津市。198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