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演进机理与战略评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构筑有效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学界不仅深刻探讨了各国的宏微观经济政策问题,更开始从制度层面深入研究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机制设计缺陷与问题。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霸权治理模式失调和国际经济治理格局失控是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治理关键在于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尤其是要增强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制度性话语权。这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且将是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演变的客观趋势。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在制度层面必须进行创新。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争端治理、治理模式创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国际制度型塑和全球治理机制重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后发展经济体治理模式的演进与经济发展——以韩国、台湾经济发展为例

韩国、台湾作为后发展经济体,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东亚奇迹"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用短短的五十年的时间就彻底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一举跨入发达国家(地区)经济体行列。本文从国家(地区)治理的视角切入,构建了一个具备普遍意义的国家(地区)治理模式演进优化模型,基于该模型对韩国、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分析,结论是国家(地区)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互为累积性的因果关系,可以说,韩国、台湾的成功便在于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自身局限与演进趋势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县域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特色化的发展过程和路径,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适应范围、自我演进以及科学评价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局限和约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演进创新过程中呈现出主导要素高度化和综合化、支撑体系需求高级化、演进创新自主化、演进模式多样化等新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动态审视既有模式,理性借鉴其成功经验,选择科学的路径塑造本区域的特色化模式。     

基于治理结构演进的集群治理模式探析

产业集群的迅猛发展对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使集群能够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良好的集群治理结构。集群组织形式不同于以往的市场和科层组织结构,其治理形式也就需要在一种新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网络组织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司治理形式的转变,网络治理应成为集群治理的主要形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体系、机制与模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是区域内、区域间竞合共赢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式区域治理呈现出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共生演化逻辑,更加注重通过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突破区域发展的各种约束,寻找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提出“体系-机制-模式”(SMP)的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建议完善以政府网络为核心、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拓展网络化、生态化等多样化区域治理,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确区域治理的核心机制,构建以科层、契约和合作“三位一体”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有效的区域治理,在政府层面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市场主体层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社会民众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三重共同体”模式这一新思路。     

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世纪之交 ,国际机制的作用增强是一个突出的国际现象。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有赖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互动 ,其中国际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作者力图通过对国际机制与国际战略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述 ,确立分析中国国际战略选择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通过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与国际机制关系的历程 ,确立中国战略选择的基本模式 ;最后 ,具体论述中国战略选择的设计与谋划。     

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

就像数年前对"北京共识"的争论一样,国内外学术界对当前的"中国模式"的研讨也是众说纷纭、歧见纷呈.中国模式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主张"慎用"则是"惧外"的表现.实际上,中国在过去30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种体制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模式.当然,中国模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切不可将它视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作用.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边倒＂,争取中间地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一条线＂,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等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思想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客观估量国际局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永远不称霸。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依据、模式与机制

本文认为,实施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实现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应当采取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准市场模式;建立健全流域区际民主协商机制、流域生态价值评估机制、补偿资金营运机制和流域区际经济合作机制等。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目前为增长而竞争的锦标赛激励机制仍然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导致政府治理模式日渐异化为趋利性政府甚至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由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强,其弊端和危害与日俱增.当前正处于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如果一味强调维稳不仅会日益抬高问题的治理成本,而且可能会错失改革的机会窗口.在沉淀了师从苏联与欧美发展模式的有益养分与体制痼疾之后,中国既需要继续实行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厘清改革的战略目标模式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减少发展中的随机性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否则,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模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中长期内会导致中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困境甚至转型危机.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变迁中国家治理模式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组织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治理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新趋势。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4种类型,即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式政府和解制式政府,其治理精神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和治理模式的创新,包括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建、政府结构的优化以及政府运作方式和过程的创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基于有效治理的复合民主:中国民主成长的可能方式

既要顺应民主的潮流,落实民主的普适价值,又要切实应对巨型国家治理的种种现实难题,政治发展的特殊境遇,决定了有效治理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合乎逻辑的现实目标和基本准则.基于有效治理的民主实践不会拘泥于现有的民主制度形式,而很可能会在长期的试错性探索过程中,将各种有效的民主实现形式吸纳和整合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民主政治体系.     

村治模式转型：由封闭性自治到开放性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模式具有封闭性自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村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性与异质性,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逐步瓦解。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既有现实决定了必须建立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社会要求的新型自治实践模式。由“开放性自治”到“封闭性自治”的转型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演进逻辑。     

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

信息权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公司治理以优化信息权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为机理,以萌芽式的自发性到监管的强制性再到创新的自主性治理的螺旋式路径演进.强制性治理是实行自主性治理的前提,它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市场公平;自主性治理是上市公司在满足强制性治理要求基础上实施的治理创新,它可以最大化公司价值,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内在机制的自主性治理和外在环境的强制性治理的共建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大都市圈战略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大都市圈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大都市圈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小康社会建设;二是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进一步实现;三是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搞好中国的大都市圈战略应采取的措施,一是强化规划的引导作用;二是重视组织的协调作用;三是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治理机制、行业聚集与国有工业部门绩效变动模式

1978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呈现出U型变动模式.1992年前,在卖方市场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而利润率却大幅下降.其中的症结在于以内部人控制、软预算约束和行政干预为特征的治理机制.1992年后国有企业的绩效在谷底徘徊,并从1998年开始大幅上升.在市场竞争加剧和治理机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向高利润行业的聚集和对民间资本的进入限制是国有企业绩效整体改善的关键.当前依然应当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取向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模式与我国的选择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前 ,商业银行更多的是被当作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 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使银行业自身的治理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1999年 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 2 0 0 2年 6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使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成为全球和我国关注的焦点。商业银行具有诸多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特点 ,并由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以构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 ,是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对策性思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