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用人治国之道散论--从成都武侯祠著名"攻心"联说起

本文依据清末民初赵藩在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幅著名楹联笔谏警世、安邦治国的内容,从诸葛亮治蜀知人善任、审时度势的例证中,述说"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陈毅)即知人、治人、用人、人治和治国的政治传统.     

“中房”独树“蜀风”情

被人们昵称为“成都造”的蜀风花园城，在中房集团成都总公司的精心呵护与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正在成都西部崛起。 蜀风花园城位於成都西二环路和西三环路之间的锦西居住区，东、西、南三面环绕著条条通衢大道，北面，摸底河静静淌过，规划的２８０亩的大型体育公园和城市级绿化带与蜀风花园共同构成了城西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 融汇成都古文化名城人文风格的川西民居蜀风花园城，采用扩大的传统院落主间尺度建立“邻里——院落——居住区”的生活空间模式，兼有高低错落的单元形成丰富的空间变化。设计适当的院落规模，使街坊邻居彼此不再陌…     

清末成都报刊的发展:1898─1911

报刊是社会的窗口 ,老报刊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从 1898年创办《蜀报》至 1911年底 ,在成都先后共出现过 4 8份报刊。本文概述了清末成都报刊的发展 ,分析了清末报刊呈现出的诸多特点。     

秦汉(三国)时期的成都

秦灭古蜀以后,最初采用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直到杀了第三个蜀侯(绾)之后,才废除了在蜀封侯的制度,彻底推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古蜀国改为蜀郡,只设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成都的第一任郡守,名叫张若,他在成都的时间比较长,干了三四十年,好多事情,他都参与过。 成都当时是县,受蜀郡管辖,但它又是蜀郡的郡治。它当时管辖的地区,包括今天的东城区、西城区、金牛区、龙泉区和双流县的一些地方。     

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

《华阳国志》说:"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古蜀历史的研究者因此都认为古蜀国有"三都"。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当时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华阳国志》记古蜀史并无新都、广都为"都",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广都。"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当为蜀汉时期之史实。     

论前后蜀经济发展及其原因

在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地僻西南的四川蜀地区也为王建、王衍父子,孟知祥、孟昶父子先后割据称帝,统治达五十余年,是为前蜀(公元九○七——九二五年)、后蜀(公元九三四——九六五年)。这是历史上继三国时蜀汉政权灭亡后六百多年又出现的两个蜀国政权。在前、后蜀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在五代十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注意了解和总结前、后蜀时期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是必要的。     

张咏与宋初成都的游乐之风

成都自古游乐之风盛行。北宋初年,蜀地战乱频繁,一代治蜀名臣张咏在蜀地凋敝之际两次帅蜀,使蜀中大治。张咏之所以能取得治蜀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将蜀地"好遨乐"的民俗放到维护政治统治的高度来对待,在顺从遨乐民风的同时又认为原来蜀地的遨乐之风太过"骄荡"而"猖狂",需要对其进行引导,导以王化。因此,张咏在蜀地期间通过充当遨头与民同乐来引导百姓的游乐,同时他也开创了正月十三日灯会、上元节残灯会、在圣寿寺前创立蚕市,在游江之余"纵民嬉游"的同时又不忘农事、将先前散在四郊的踏青节改为二月二日小游江、令僧司作会以聚观者的同时"以观民心"。张咏帅蜀期间还重修了后来成为成都士庶游乐重要场所的西园。张咏对蜀地有宋一代成都地区的遨乐之风影响深远。     

再论王建假子在前蜀政权（907—925）中的作用

前蜀建立后,王建的假子作为创业勋臣,出将入相,盘据要津,在前蜀军事、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东出伐岐,连克秦、阶、成、凤四州;西败南诏,安定了前蜀的西南边境;但在后唐伐蜀之战中诸假子不战而降,导致了前蜀速亡。身为权要,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漩涡中：王宗佶争立、元膺之乱及王衍继立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假子都参与其中对前蜀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子们贪赃枉法,擅作威福,也加剧了前蜀政治的腐败。     

再论王建假子在前蜀政权（907 925）中的作用

前蜀建立后,王建的假子作为创业勋臣,出将入相,盘据要津,在前蜀军事、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东出伐岐,连克秦、阶、成、凤四州;西败南诏,安定了前蜀的西南边境;但在后唐伐蜀之战中诸假子不战而降,导致了前蜀速亡。身为权要,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漩涡中:王宗佶争立、元膺之乱及王衍继立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假子都参与其中对前蜀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子们贪赃枉法,擅作威福,也加剧了前蜀政治的腐败。     

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

关于"成都"的得名有许多见解,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灭亡了蜀文字,他们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没有古蜀文化的因素而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秦国占领蜀和巴的主要目的是从军事战略考虑的,由"丁"和"戈"组成的"成"字体现的是军事意义,这是秦文化也是中原文化,是征服者的心理满足。     

略论前后蜀的国情和国运

关于前、后蜀历史,有一个重要而不易解决之问题,即前、后蜀政治无足称道,而其经济、文化却在当时居于全国之先进地位。论者或因其政治腐败,而贬低其历史地位;或因其经济、文化繁荣,而美化其政绩。要之皆失于偏颇。本文将前、后蜀置于唐后期到北宋初约二百年之历史运动中加以考察,具体分析其国情和国运,希望有助于前、后蜀历史研究之深入。     

温庭筠行实小考

一、《赠蜀将》一诗不作于咸通十一年以后对温庭筠的卒年，历来说法各异。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以为应晚于咸通十一年（８７０）。证据是《温飞卿诗集》卷四有《赠蜀将》一诗，诗题下原注“蛮入成都，频著功劳。”顾学颉先生考证：“蛮人扰川，前此二三十年已然，而攻...     

武侯祠内三绝碑

四川成都武侯祠内的碑亭中,有一通唐碑,世称其为“三绝碑”。游人到此,大都要驻足碑前欣赏其精美的文章,浑厚的书法,精湛的刻工。这篇洋洋洒洒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碑铭并序》,是身任四朝宰相的裴度撰写的。     

关于石达开的入蜀问题

在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一——冀王石达开的自述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达开久想占据四川省”。这是石达开谋蜀思想的一个明确的表白。当然,石达开夺取四川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石达开本人也于一八六三年六月在成都英勇牺牲。但是,探讨石达开谋蜀的战略思想和战略作用,以及他最后失败于大渡河的原因,仍不失为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中一重要课题。     

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考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章武二年冬十月,先主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本文首次认为它包括北郊蜀宫扩建、九里堤水利工程、南郊修建惠陵及原庙(昭烈庙)工程.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

2002年一次旅游的机会,我和老伴驻足成都,专程奔赴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参观了震惊世界的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三星堆”中国古蜀文化。三星堆博物馆距成都约80公里,北临鸭子河,南面是三星堆古蜀文物发掘地一号坑和二号坑。博物馆外观建筑呈圆锥古堡式,馆内从一楼到三楼,形似海螺状,旋转前进。每个室内都陈列着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陶器等各种出土文物。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三星堆古蜀遗址最初的发现纯属偶然。早在1931年春,当地一村民因溪流淤塞灌溉田地不便,车水淘浚时便发现过一批玉石器,消息传开曾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     

定军山与五丈原

建安十九年 ( 2 14 ) ,当刘备破刘璋、攻克成都后不久 ,曹操也攻占汉中。汉中与蜀唇齿相依 ,蜀若不控制汉中 ,它的京师成都就时刻要受到曹军的威胁。因此刘备于建安二十二年( 2 17)入汉中 ,进屯汉中西面的门户阳平关 (今陕西勉县西 ) ,与曹军守将夏侯渊争夺汉中 ,但两军相持一年多 ,互有胜负。建安二十四年 ( 2 19) ,刘备听从法正的谋划 ,率军强渡沔水 ,占据了定军山有利的地形。曹军来争 ,被刘备指挥黄忠居高临下打得大败 ,夏侯渊也被斩杀。曹操听说汉中失利 ,急忙率大军增援。汉中是个盆地 ,四周被高山环绕 ,进去很不容易。曹操这次进汉中…     

试论西晋政权在平吴前的对蜀政策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正月,魏大将军司马昭以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吏诸葛绪率十八万大军三路伐蜀。蜀大将军姜维急率军退回剑阁,与魏主力钟会军相持。邓艾从陇上出阴平道(从甘肃文县经四川平武),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连下江油、涪诚(今四川绵阳市东)、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攻逼成都。蜀中震恐,后主刘禅从光禄大夫谯周议,“面缚舆榇”,出城投降,蜀亡。前后不到十个月,司马昭顺利地实现了征服蜀国的目的。     

建国初期成都的城市经济功能转变——传统的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工业城市的转变

成都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的四川盆地,位于沃野千里美丽富庶的成都平原腹心,依江(长江)划线,它在北;以山(秦岭)为界,它又居南。群山环抱于外,溪流交织于内。无北国大野之劲风酣畅,少南国晴空之丽日鲜朗,温温和和一片天地,滋滋润润一方沃土,遂生出一座华丽古朴兼具的都会,养出百代悠闲自得的成都人来[1] 。成都的地理气候和人文环境滋润了成都人,也滋润了成都这个有着4 5 0 0余年历史的城市,成就了一个典型的传统消费型城市。建国前的成都是一座封建色彩十分浓厚,手工业、商业和休闲娱乐业较为繁荣的传统消费型城市。成都地处川西平原,土地肥沃,…     

王建墓后室石像像主质疑

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成都西郊三洞桥附近的“抚琴台”发现古代墓葬。主持这一发掘工作的冯汉骥先生根据出土文物,确定为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以后,冯先生陆续发表一系列有关王建墓的论文、报导,并在六十年代初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对于王建墓文物的研究,冯先生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40年来,国内外学者(包括四十年代初参加王建墓发掘工作的其他学者)撰写有关王建墓的论文,对冯先生《发掘报告》所持观点和论述至今尚未有持异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