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论析

当代新诗潮的发展有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 70年代末出现的 ,以北岛、多多、顾城等《今天》诗刊周围的诗人们为先驱与主要代表的“朦胧诗”运动 ;第二次浪潮是 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运动 ,韩东等代表的“他们”诗派 ,胡冬、万夏等代表的“莽汉主义”诗派 ,周伦佑、蓝马等代表的“非非主义”诗派 ,另有其他种种大小诗歌流派均可归为“第三代诗”。一、产生的背景在渡过了八十年代最初的头两年之后 ,新时期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热潮已呈现衰退的态势。一方面 ,那些经历了长期苦难生活历程、有着丰厚的生活体验与感情积累的“复出”的…     

穆旦诗歌中的戏剧主义特色

戏剧主义是穆旦诗歌形式的主要特色之一。它在诗人的早期诗歌中初现端倪 ,而在诗人的 2 0世纪 40年代诗歌中表现最为鲜明。一方面 ,诗人在 2 0世纪 40年代综合运用戏剧主义的多种表现手法创作了新诗史上杰出的“拟诗剧”。另一方面 ,诗人的大量诗歌表现了戏剧性的结构方式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论谢楚桢的白话诗

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提到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在新诗初创期的贡献。有的文学史还对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列出专节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在新诗初创期同样取得不小成绩的另一诗人谢楚桢,迄今却从未被人提及。笔者认为,谢楚桢是一位长期被淹没了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的《白话诗研究集》是一本长期被淹没了的白话诗集。本文拟对其白话诗创作略作介绍,以供教学和研究新诗者参考。     

当代新诗创作的“无用”之“用”——以当代彝族诗人的创作为例

吉狄马加、阿库乌雾以及吉木狼格三位当代彝族诗人的写作成熟而颇具代表性,在三位表现殊异的作品里,各不相同的“思考”隐约形成一个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是诗人对创作方向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彝族诗人新诗创作的进入角度。在今天的诗歌写作里如何处理现代生活,如何在毫无着落的、繁复无趣的日常经验中找到坚实与归属感,是所有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试论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次浪潮

本文立足中国大陆诗歌发展史，主要研究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１９６０年前后，潮头诗人为郭小川；而文革期间知青诗人和“作家”诗人创作的最具思想价值和美好精神的作品，则显示了诗美的永恒。第二次浪潮发生在１９８０年前后，艾青创作道路的轨迹，告诉我们当代政治抒情诗模式的终结；另一类具有现代意识、审美感十分鲜明的“有意味的”政治抒情诗闪耀着人道的理性光辉，表现出现代人对宇宙真善美的追求，成为８０年代最为耀眼的一道霞光     

新诗述略

<正> 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新诗,如果从“五·四”算起,也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它经过了第一个十年的“尝试”与“创造”期,三、四十年代的壮大、繁荣期,新中国诞生后的崭新发展期。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诗歌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翠玉,涌现出大量优秀诗篇和无数著名诗人,成就辉煌,驰名中外。然而,我国的新诗还处在不断发展中,距离光辉的顶点甚远,还有一系列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今天,如何创作出既立足于我们自身的诗歌传统,又能与外部世界“诗的趋势”相呼应;既具有实现“四化”的现代史诗宏伟气魄,又充满社会主义新时期当代诗情的新诗,依然是我们的诗人所应为之奋进的目标。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简论“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诗艺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思维方式观察现实,思索人生,探究宇宙哲理,自成一种含蓄、冷峻、深沉的诗风”。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现代诗风”,但由于这个流派的大多数诗人没有经历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开始从事新诗创作“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

穆旦是一位晚出而重要的现代诗人。穆旦的晚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一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代际序列中,出场较晚;二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较晚;穆旦的写作具有独断的性质,诗歌展开的前景更符合新诗发展的艺术逻辑。但穆旦对后来者的创作缺乏深刻的介入性影响,“诗歌艺术精神”似乎具有某种孤立的性质,在后来者的写作中,很难找到比较清晰的对应和传承线索。《春》,或许可以从一个视角带动对穆旦诗歌相关问题的探讨。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九叶诗派的流派特征

九叶诗派是４０ 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流派, 其主要特征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保持着密切联系, 因而被称为“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和手法的借鉴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创造在当时的诗歌中都是别具特色的, 体现出独特的流派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追求诗歌的“综合”效果; （２） 直接借鉴与间接采纳相结合; （３） 既关注外在现实又注重内在深化; （４） 共时借鉴使他们的诗歌艺术探索处于同时代诗歌的潮头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的超越性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诗歌理论是中国新诗理论史上的一次高峰。以梁宗岱、戴望舒、施蛰存、金克木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批评家在新诗理论建构上有着明确和自觉的追求,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不仅表达出强烈的审美现代性特征,还在对中国早期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理论的一次次否定、超越中完成了自身的华丽转身。凭借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才第一次真正指向了诗本身,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品格,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境界。     

新诗本体论

新诗本体论包括时间、空间、文化三个理论视角:从时间视角出发探析新诗这转型期的艺术,可通过转型期诗人依据体验决定创作方法的发展态势,看出散文美趋势、意象美原则、社会美理想三要素塑造出新诗处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色;从空间视角出发探索两岸三地诗人共同体验,可以发现20世纪的百年悲欢决定华夏诗歌的艺术追求,尤其是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悲剧体验,孕育出世纪性的诗歌经典;从文化视角出发探究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出内地和海外诗人的审美视野都聚焦于文化转型,而摆动于“世界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新诗艺术,则表现出开拓与整合交替进行的主导倾向。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中国当代诗歌观念的转变

本文提出,在50年代,中国诗歌观念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当代意识形态在构想现代性方案上的矛盾:既渴望通过城市化的途径尽快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又希望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以往基于城市文明背景的诗歌观点和语言策略不适用了,这不仅表现在抒情观点,也表现在表现形式技巧方面,因此使许多老诗人陷入了创作危机。这次转变经历了从贴近新生活表象、强化诗歌叙述功能、到诗歌意象与情境的抽象化过程,并实现了诗人身份和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重新定位,改变了“新诗”的思想趣味和艺术背景。而这种转变最具特色的成果,是政治抒情诗和新民歌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