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唐顺之

唐顺之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在哲学上又是南中王门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思想和学术思想影响了当时及之后的一大批文人,汤显祖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位。汤显祖通过与徐渭、唐鹤征的交往,在哲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继承了唐顺之的"天机"、"本色"及对复古派和文法的观点;同时,汤显祖在自身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生感悟下,又在对情欲的肯定和对"奇"的追求上发展了唐顺之的思想,并对其后的文学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顺之的"道器不二"论与欧阳修思想的渊源

唐顺之“即经而心”的学术思想、神明与法度合一的文学观念可溯源至欧阳修的道器论。唐顺之前后期对神明与法度的主次关系的两种看法,分别对应于欧阳修器重于道的心性论和道重于器的文艺论。唐顺之的心学与欧阳修的心论有契合之处,其道器论所引例证和表述都与欧阳修接近,这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在阳明心学之外,唐顺之的思想有着更早的、来自欧阳修等文学前辈的理论动力,这是形成唐顺之学术和文学思想独特性的重要原因。     

论心学家包恢《蔽帚稿略》的文学思想

梳理了南宋心学学派重要人物包恢的文学思想,从"诗文皆由志出,作者以修身为要"、" 天机自动,天籁自鸣乃诗之至"、" 提倡真情实感,以自然感发为上"、"寻常容易须从奇崛艰辛而入"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生态美学视域下王阳明居夷诗的生态书写——自然、社会与精神

谪居贵州是王阳明心学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居夷诗折射出了王阳明当时的生存状态。与其“万物一体”“恻隐之心”心学观相勾连,诗中自然生态书写表现为喜山乐水与怜悯生物;在贵州百姓的热情关切下,其诗中社会生态书写表现为由外来个体向社会群体转变;受贬谪之苦与生活之乐的交互影响,其诗中精神生态书写表现为忧伤郁结伴自我开解。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脆弱程度加深,王阳明居夷诗中的生态书写饱含生存智慧,对启发今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同时生态美学对王阳明居夷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乐之境--王阳明"乐"思想研究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乐”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心灵经历艰苦磨练的亲悟。本文认为王阳明所说之“乐”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同一,是人的基点、人的追求和人的归宿的同一。王阳明的“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生命的存在与本质,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灵的恬静与和乐。     

心学批判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以王船山的心学批判为例

与陆王心学的兴起演进相伴而生的便是心学批判史的展开,而王船山即此心学批判史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首先,基于心性之辨,批评陆王“心即理”说,克服心学“主体性形上学”,在超越与内在之间保持均衡;其次,承继朱子“格物始教”,并积极回应阳明之问,批评陆王“第一义工夫”;最后,对心学之社会政治风气影响的批判显然属“外在批判”,但针对李贽、陶望龄等对当时文风影响的批判,却也言之成理。可见,船山的心学批判有其思想效力,但亦有其限度,与陆王心学共享“仁义固有”,这决定其在人性的看法上仍属于广义道学,且其“外在批判”存在苛评。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     

发愤不平--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以袁宏道、钟惺、袁枚等性灵说代表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引论,以屈原与性灵说的联系比论,进而指出,性灵说生命意绪中的“发愤”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不平”在本质上为自我存在自然而有的情绪反应,意义重心落在自我个体之上,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诗教。     

多重身份的复合--论唐顺之对曾巩散文的评价

唐顺之作为一名笃诚的心学家、理学家，势必会从思想价值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八股文名家、古文评点家，有时又会摆脱心学和理学的思维模式，从文学自身的角度考量创作。受此多重身份的复合影响，唐顺之对道学气息浓厚而艺术性较差的曾巩散文进行评价时，就显得颇为矛盾：既认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又以为曾巩散文法度平实，缺少变化，只能居于唐宋八家之末。     

陈献章哲学的“变易”论说

以“心学”为标识的陈献章哲学,并不排斥气学的蕴涵。天地人物无不在变化流行之中,气化和变易的观点是陈献章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就特定“云潭”发论的动体静用说,也具有一般性的以动为体的意义。动者有形而虚本未形,人需要从静、虚或“无物处”入手,在未变未形时下功夫便能有所收获。心、理、气等诸范畴之间需要统筹起来进行考量。“学宗自然”重在无意而任心。变易观点落实于人事,带来的是修养活动的刚健不息。     

论盛唐法律体系的人文精神

盛唐法律体系充分体现了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其法律体系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以儒家的“仁者爱人”为其哲学思想基础,并以传统的民本主义为其政治思想基础。这一人文精神对完善我们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明道辅时”与“境生象外”——隋唐美学思想的转折与新变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隋唐历史步入了它的中后期。在现实社会发生转折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下 ,唐代中期的学术思想和艺术审美也相应呈现出与前期极为不同的发展态势 ;而这一切无不浸染着士人们的审美意识 ,并渗透于作为时代审美精神集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之中。尤其是在复兴儒学、儒佛相融等哲学、社会思潮的强烈冲击下 ,唐代中期美学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裂变和转化 :一方面 ,隋唐前期美学中所包含的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审美观念、艺术理论 ,以新的历史形式再度兴起 ,产生了广泛深入的现实影响 ;另一方面 ,受佛学、道家思想 ,特别是盛、中唐之后趋向高潮并在士人中炽热流宕的禅宗思想的浸润 ,沉潜艺术审美独特意蕴、注重艺术自身审美特性以及阐扬艺术本体自性规律的美学思想也逐步趋于深化。这些方面 ,一并使唐代中后期的美学思想以其多维的内蕴和张力 ,直接影响到宋代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 ,唐代中后期的美学思潮及其理论既是隋唐美学思想发展的转折与新变 ,又是宋代美学思想发展的滥觞和先声。     

文化、文明与人文精神

为了追溯文化的起源、内涵及其发展过程,运用定性研究和对比研究的方法,在论证文化在文明进步中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文化的内涵和本质,进而阐述了高等教育文化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思路,为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     

扬雄人性思想本义

扬雄的人性论思想应该置于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孔子勾勒出了道德修养的框架,《中庸》试图为之作形而上的论证,孟荀从不同角度整合修养理论。扬雄超越了人性善恶的争执,从人性平等的意义上强调了后天学行的重要性。扬雄思想是对孔子人性论的回归。     

朱震易学太极观的哲理内涵

朱震“太极”的形成 ,是批判继承先儒思想的结晶。他的太极观将汉唐的元气论和北宋时期的体用论思想相结合 ,不仅以“气”解释“太极” ,而且将太极视为《周易》象数和万物演变的根源。其赋予“太极”以本体涵义的思想 ,对南宋以后无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诠释“太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舞文弄法"现象的文化解读——以唐代为例

中国古代“舞文弄法”现象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其一,明法科的“不贵”、具体执法者的社会地位低下、政治前途暗淡等因素导致优秀人才不屑于吏务;其二,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方式导致了官员的“业余”性;其三,君王“求法外小善”的思想干预,仁政思想与法治思想本身矛盾的无法调和;其四,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永贞革新党具有相对彻底的法律意识,但革新的失败使得依法治国思想的星星之火未能燎原。     

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     

论中国古代本土文学对佛经空义之容摄

中国古代本土文学对佛经空义的容摄篇数多、力度大,空义部分地支配了本土文学的思想、情感、情节、语言等,艺术性高低不等,基本上是积极的;此容摄在唐代发展到成熟阶段。     

汤显祖"情本体"文艺美学思想略论

作为中国明代著名的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认为,情感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应该任其自然抒发和表现.同时,情感也是艺术产生的根源,只有在艺术中,情才能得以很好地抒发和表现.因此,"情本体"论是汤显祖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