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

城市营销理论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研究者学术背景不同,研究重点也各异.本文基于文化消费与城市营销理论,提出了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框架--文化发展模型,模型包括文化发展的五个内在要素和五种驱动力,为城市文化发展与营销城市提供了一种理论分析工具.     

都市计划:从传统到现代

在人类历史上,进行有计划地发展城市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世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引起了公众与政府更加重视都市计划的价值与重要性。都市计划理论作为综合研究城市建设的学科,从现代主义规划原则、“倡导性规划”、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到90年代规划界对规划的后现代主义及“联络性规划”的探讨,勾划出50年来都市计划理论自身的演变,这个演变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都市计划理论研究尤为迫切,其重大的现实价值也更为突出了。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

由于是一个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但"三农"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有赖于工业和城市发展.20世纪,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将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乡村"的转变.其带动机制主要有财政、就业、资本、信息和制度带动.而要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着力于强化城市的自我创新能力.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边缘到共生——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解读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非农活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我国应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就业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     

资源强约束下的城市管理--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变革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城市管理的进步。随着社会观念由传统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变革,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都越来越受到资源的强约束,文章提出了应当建立适应于可持续城市发展导向的新型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对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界定、讨论和辨析,建立了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并对如何实现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从危机到可持续:城市社会的生态型塑

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城市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人类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生态型城市社会模式的提出是现代城市走出危机走向可持续的理性回归.生态型城市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和谐互动、共存共荣的社会形态,是未来人类理想的住居空间.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的发展是基本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社会生态化是包括经济、社会、科技、自然和环境在内的全面改善与整体协调.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生态学理论,提出了城市社会生态化、城市经济生态化、城市人居生态化、城市交通生态化和城市环境生态化"五位一体"协同作用的城市生态型塑路径.     

“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城市社会来临——从胡适的文艺复兴观论起

当代"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正在兴起,"中国元素"世界性象征义的发生,既表现为当代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也表现为"社会底层智慧"的发展.本文居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从分析胡适文化复兴观为起点,论证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发生的社会机制和现代社会关系,并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价值与功能.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研究,以寻求有效引导其良性发展,由此推动中国社会的进化,并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到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城市文化资本"力量.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走向城市:中共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转折

随着国共战争攻守形势的逆转,以1947年占领石家庄市为标志,中共中央开始把城市问题提上了全国胜利的日程,一年后向全党提出了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来的战略决策方针。中共走入城市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全国执政的过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诸如:如何认识城市、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立城市行政、如何明确党在城市的依靠力量、如何建立城市人民代表机关、如何处理好城市劳资问题、如何恢复城市经济和秩序等等。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调整政策,中共摸索出了接收和管理城市的一系列办法,保护了城市生产力,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了中共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转折。     

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

随着旧城改造与城市空间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农民工从原先栖身的"城中村"被赶到"城郊村",城市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居住边缘化给农民工城市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交通成本越来越高,居住环境不断恶化,社会隔离感也越来越强;好处是租金低廉,同乡聚集,子女教育容易得到解决。由于管理缺位,城郊农民工集中聚居区正向贫民窟方向发展,当地村民对于外来工既爱又恨。农民工的居住模式与中国城市规划政策高度相关。因此,消除城市农民工居住边缘化问题,需要多种政策手段协同努力。     

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建设的贡献——从全球视野到中国创新路径

建设生态休闲城市,是全球性的发展潮流.其内涵包括:生态型的经济模式、高性能的资源利用、知识型的服务产业、高品质的文化享受.它的发展有待于文化产业做出重大贡献,并且与创意、科技、生态、经济等领域形成跨界合作.中国要根据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创新:探索文化产业与生态城市相结合的运作形态,加强文化与科学的融合创新,在东中西部形成文化产业与生态城市相结合的大格局,传承和开发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等.     

从雅各布斯之城到反思知识

雅各布斯笔下的城市为我们勾勒出了另一幅日常知识的生产过程,正是其鲜明、独特的女性知识立场和人文关怀启发今天的学者重新反思知识,这样一种宽容、多样的知识立场对学者和当今都市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研究城市文化和文学等提供了现实对象。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可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任务。在当代都市化背景下,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及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现实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文化研究方向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晚近十年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     

专注城市社区研究:从体制改革到治理现代化的跨越——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陈伟东教授访谈

陈伟东教授是当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之一.他的发展起步和成长于川府之国成都,发展和成就于九省通衢的大武汉.从四川师范大学到华中师范大学,他始终没有离开教育行业,这也恰巧对应了他的发展轨迹:从校园教育到社会教育.他先后推动了武汉市江汉区、深圳市坪山区等城市的社区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成就了“江汉模式”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建设典范.为了使社区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推进,近年来,他潜心于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伟大实验.     

城市政府管理范式的转型与创新:从经营到治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市经营逐步成为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的共同指向。但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城市经营都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仅仅是认识与实践上的“误区”,而是源于更深层、更本质的症结,即城市政府管理的制度缺陷。本文在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内涵并借鉴西方城市政府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和方法从五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城市政府管理模式的演变和制度创新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从西方文明到全球文明: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城市文明的普遍形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城市文明是具有本质性和历史性双重规定的抽象名词,它的本质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普遍的一般属性,它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流变与更迭的性质。后者说明了不同历史前提、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文明的内涵与任务必然会发生変化：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由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的;而当下现实表明,中心—边缘关系的历史正在被多元化的网状关系所取代,一种新的全球文明正在形成,它不再是从某个单一文明或特定价值出发,而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有必要思考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智慧城市在中国：从何而来去往何处--从人口学角度浅析中国智慧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在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报告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如火如荼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中国智慧城市产生的人口原因：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人口与资源环境等，预见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在人口规模及人口素质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挑战，借助智慧城市在中国发展的效率、经济价值及环保理念等优势，憧憬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曲折而美好的前景。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