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reaucracy”一词涵义的演变

英文Bureaucracy和俄文?,以及由这个词的词根派生出来的一些词,有时概念往往不够清楚,词的涵义的解释,特别是翻译,有一定困难.例如俄文?这一词组如用"科研官僚制"这一含有贬义的词组来翻译,似乎不大贴切,中文如何表达,是颇费周折的.编辑部常常收到读者和译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希望知道这个词在外文方面的具体涵义.我们现在摘译介绍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格斯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和译者参考.里格斯曾就官僚政治和公共行政等问题写过很多著作和文章,特别对概念的分析和考证很感兴趣.他在本文中援引了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学院的M.阿尔布罗的《官僚政治》(1970)专题著作,这部著作介绍了对"Bureaucracy"一词解释的演变.     

“实践派”的挑战

本文是英国哲学家J.霍夫曼《马克思主义和实践派理论》(伦敦;1975年版)一书的第1章第2节和第2章的摘译译文.标题是原书第l章第2节的小标题.本文根据1978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版俄译本摘译.文中praxis一词均译为带引号的"实践".实际上praxis的词义就是实践,这个词与英practice、德Praktik、俄?都是等价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使用过这个词.1964年南斯拉夫P.弗兰尼茨基、G.彼得洛维奇等哲学家创办杂志,以这个词命名."实践派"也由此而得名.从此这个词被赋予了表示"实践派"哲学观点的特殊含义.     

布罗代尔对文明形态史观的批判

斯宾格勒提出了一种"文化形态史观",打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托勒密体系--实现了"哥白尼革命".他摒弃"进步"史观,用一种世界历史的"比较形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认为历史不应是某一思想家主观"设计的产物",更不是单线索、直线式、由低到高、由恶及善的进步历程.他认为历史没有规律,有的只是"命运".汤因比继承发展了斯宾格勒的历史观,认为文明的发展、生长是一系列"挑战"、"应战"的结果.这种文明形态史观有积极的贡献,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布罗代尔对其过于简单化的文明史观很不满意,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对他们提出了严厉批评:第一,批评历史宿命论.第二,回避历史的时间,只注重短时段的事件.第三,一种"人的精神本质"与多种(无论是八种还是二十一种)文明形态相矛盾.第四,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抽出几条"规律"、"法则"、"模式"来剪裁历史.最后,布罗代尔决定抛弃文明模式(包括各种翻版),主张用"长时段"结构理论取而代之.     

面向市场,挑战风险--下岗职工成功再就业的探索

90年代以来,与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下岗"成为国企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日益增多的下岗人员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压力又形成改革中新的矛盾,自94年开始试行并在95年初推广到全国范围的"再就业工程"便是国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推出的一项长期政策.尽管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个体行为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出现了"双体制人"等"有意图的社会控制的意外后果",但随着政策在互动中的逐步推进,"再就业"也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因此,不管下岗工人对下岗抱何种态度,他们在下岗后必须面对自己要走向劳动力市场这个事实,除非他们不想再就业."主动下岗"现象的出现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它与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政策的不断调整相伴随,体现了社会成员对"再就业"的新的预期与对策,也表明这些社会成员已经具备了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与他人竞争并取得成功的能力和素质.由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不可逆转,因此探索下岗人员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具备一种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以帮助他们再就业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显然,"主动下岗"人员及其在再就业过程中取得的成功表明他们对这个问题已经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因此,考察"主动下岗"人员如何作出这一决定及其在再就业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素质和能力以及他们应对再就业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措施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具有很强的意义.     

现代性与启蒙

"现代"(modern)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词汇.英文中的modern源于拉丁文中的modernus,而拉丁文中的modernus大约在公元5世纪晚期就出现了.从此以后,"现代"这个词就被不断用于表达与过去不同的时代意识.     

对金融脆弱性的再认识

已有的关于"金融脆弱性"一词的定义不足以说清楚其含义.金融脆弱性是由货币脆弱性和信用脆弱性相互作用后所形成的现代信用关系(网络)的脆弱性,其"隐显""隐显"一词是指,只能隐约可见,或是依稀可见,与下文的凸显相对而言.这是笔者根据"凸显"一词的含义和试图要描述的一种状态的相关性所造出的一个词于金融结构之中.金融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其内外随机扰动的不稳定性不断地形成内在冲击和外在冲击,使金融系统远离平衡态,使"隐显"的金融脆弱性显现为宏观金融风险,并有可能凸显为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要做好稳定币值、建立良好的信用社会和与经济制度相适宜的金融制度.     

"个人与社会"和"利他与利己"——迪尔凯姆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论起点探析

在迪尔凯姆的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中,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是其解决问题的理论起点.但是迪尔凯姆时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仅仅是"个人依赖社会"那样简单,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在19世纪的法国主流思想中,"个人主义"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与迪尔凯姆用"失范(anomie)"和"利己主义(egoism)"这对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具体语境,迪尔凯姆对上述问题持有的其实是一种基于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基础上的坚持利他先于利己的原则立场.     

翻译与现代新诗命名

文学命名是对一种文学现象内涵和外延的界说,所谓"界说者,抉择一物所具之同德以释解其物之定名也"[1]1,"诚妄之理,必词定而后可分"[1]18.一种命名应该是对相对应的文学现象的浓缩性的总结,是一种后发性的语言称谓行为.在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阐释体系下,一旦一种文学命名确定下来,就从根本上框定了这种文学现象的基本书写倾向和审美原则.因此,命名的内涵就必然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成为一种语词所指和能指相契合的意义蕴涵.     

2012,美丽青岛

八大以来,"美丽中国"一词迅速走红,这个词不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更阐释了党中央对全面改善生态文明的诚意和决心。青岛是座美丽的城市,滨海之浪漫沙滩、八大关之斑斓秋色、崂山之绮丽壮美是青岛的自然之美;胶州湾畔的人与海鸥嬉戏的和谐画面,浅滩湿地天鹅、大雁纷飞的美丽     

儒学的基本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

儒学有没有基本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如果有,那它们是什么?这是儒学成为一门学科及其现代化的最基础性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个初步的梳理,以期抛砖引玉.本文认为:全部的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是建立在"天道之诚"和"性情之真"这两个基本观念之上,以"里面出来"和"外面入去"两种基本方法,围绕"心"与"理"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凡是主张"心"与"理"一,是一件东西的,都坚持和发展了"里面出来"的学问方法;而主张"心"与"理"二,是两件东西的,都坚持和发展了"外面入去"的学问方法.儒学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立场、两种方法相互对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历史.     

论"韵"与秦观词的艺术美

"韵"是一种外在形态,更是内在的精神。秦观词从感物、言情两方面体现了"韵"味:得之于内、虚处入神的空灵之韵;重在感发、意在含蓄的清灵之韵。然而秦观词"韵"尚有"无力蔷薇"之不足,与李清照词进行对比论析,可资更好地认识"韵"之丰富内涵。     

名媛养成指南

正有关名媛的桃色新闻不绝于耳,各种"昌平名媛生活指南""沪上名媛生活指南"层出不穷。"名媛"到底是什么?是一条向上流社会输送"贤妻良母"的生产线、一种社交资源,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你承认吗?"名媛",是个很有画面感的词:要么有粉妆玉琢、闭月羞花之貌,要么有袅袅婷婷、风韵流转之姿。"名媛"这个词,稍稍一品,还真是有形有像有声有色。把声色才貌放一放,先看看这个词     

在关"政治文明"若干理论问题

"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各有其合理性,但将"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强调"政治文明"建设,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要;"政治文明"的结构包含纵向两大"板块"、横向四个"层次"("要素");"政治文明"是"特适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对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我们应坚持"不照搬"与"可借鉴".为此,似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文明重新进行一次理性的解读.     

礼乐文明的构成：“文质论”社会理论初探

相对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和现代西方的社会文明，传统中国形成了一种礼乐文明，其基本构成方式是“文质论”。质即自然，文即文明，文明是通过将内在于质的纹理文饰出来，所以，文明在根本上来自自然，不能超越、改变和破坏自然。礼学中的尚文尚质，在根本上都是一种文。“文质论”何以构成礼乐文明？本文分为礼仪和礼制两个层次讨论：礼仪是仪式层面的礼，其内在原理是以礼文来节文人情；礼制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各种制度，其构成原理与礼仪相同。在这个层面，亲亲即质，尊尊即文。人类的群体生活并非文明的建构，而有其自然基础，即亲亲。由亲亲生出尊尊，就是在自然生生共同体中发现内在的尊尊秩序，把它文饰出来，并建立更大范围的文明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并不是必要的恶、社会契约或暴力机构，而是对生生共同体的文明转化。由于“文质论”和西方社会理论一样，并不把国家政治当做最高的文明制度，我们视之为一种社会理论，但它也与希腊政治哲学有共同之处，即来自自然，归于自然。     

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中译本若干译词评析

李约瑟1969年完成的《文明的滴定》在2016年有了首个简体中文译本.文章通过对比之前潘吉星等人的选译本,评析了中译本若干译词的问题,分析了误译的原因.若要准确译介《文明的滴定》,应该了解李约瑟描述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一些特定用语,回归原有的语境.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及诗风之转变谈钱钟书《槐聚诗存》的评赏(下)

从诗歌的理想境界来说,陶渊明的诗,真是一任自然,从来不争,一字一句不跟人争胜,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可是杜甫,有一种争胜之心.我认为,人一有争胜之心,就永远是落入了第二等.钱钟书现在是读少陵诗"有触余怀",第一首中他说"才竭只堪耽好句",是说你才华有所不足了,才在字句上争胜,才在"绣鞶错彩赌精工",即在这个词句、辞藻的刻画来斗胜.     

好的受造物为什么会堕落?

如果上帝是至善,上帝所造的整个世界是好的,那么为何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恶的来源与"虚无"有关.奥古斯丁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恶是善的缺乏"的观点,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受造物都是好的,没有本性即恶的实体,恶来自于意志的错误的运动.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即为何上帝所造的好的意志,会发生错误的运动呢?对此奥古斯丁提供了几种答案.一是因为受造物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有可能堕落.一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知道答案的,要知道其答案,就好像要"听见寂静"或"看见黑暗"一样.奥古斯丁的"虚无"说会进一步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受造物必定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那它们是不是必然会堕落呢?理性的受造物(天使和人)还要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考察了奥古斯丁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与解答,并分析了在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中,人的堕落所带来的后果及其与原罪论的关系.     

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

一、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早在几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做"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利益博弈"这个词,但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将一个时代冠之以"利益博弈的时代",是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的.我觉得这对于认识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很必要的判断.现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现象,都是与这个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     

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

一、城市文明的特征 什么是城市?英语和俄语"城镇"一词(town和gorod)的原意都是"围子".①汉字"圆"的意思之一是城邑,"圆"的字形直观地显示出其四围的城墙.它证实着人类原初时代在城镇创立上的共性.围子成为人类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说明了政治与军事在城市起源上的重要意义.     

别一种唯物"主义":德里达如何"解构"马克思

为解构"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创造了differance(延异),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唯物"事件.这个词活跃在主体或先验意识结构之前,暴露了在逻各斯的说话结构之外吐露真相的"物质内容",打开了一个空间的十字路口."解构"作为一种"异"的哲学形态,既不同于东方思想强调"合"的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分析传统,所以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所谓"解构"的异的空间,是在堵塞纵向或深度思维模式后的增补式活动空间,是各种活动要素之间横向的并置排列关系.在德里达的异域空间中,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变化为精神活动的分裂性.德里达诉诸的"延异",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或"扬弃"等辩证法概念.所谓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就在于德里达所理解的事物的出场和传播方式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即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可以以一种脱离了逻各斯中心论框架的方式"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