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方回是由宋入元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所编注的《瀛奎律髓》（又名《唐宋诗三千首》）是他一生诗学思想的精髓。他以敏锐而高远的宋诗眼光,对宋诗发表了一系列精彩论断。这些观点主要有：宋诗学唐而过之;回护“江西”,倡“一祖三宗”说;虽不喜西昆,但也肯定其“变国初诗格”的功绩;认为‘‘四灵”、“江湖’’救“江西”之彝,却落在了晚唐之下;认为瘦硬与自然,是宋诗格之“两途”;肯定用事是宋诗的一种诗法,而且认为宋诗“善用事”;对于宋代的僧诗这种特有的现象,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说“春归”

欧阳修的《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是颇为人们称道的一首好诗。《宋诗一百首》也选了它,可谓知诗之选。但笔者对该诗首句“春归”的理解,与《宋诗一百首》的注释颇有些异同之论,因以献芹,以祈斧正。 原诗是: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苏诗例释

<正> 讲到唐诗,人们是一致赞扬的。至于宋诗,则毁誉不一,毁多于誉。笔者曾在《诗的“直说”及其他》一文(载《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三期)中分析过宋诗的艺术特点,提出过“宋诗的成就仅次于唐诗”、“其价值不容低估”的看法。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苏轼是宋诗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但其诗作,解放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概论容易流于空泛,因而举几首诗,作一些具体的解释和评论;“一斑”虽微,但未尝不可以窥见“全豹”,对于爱好古典诗歌的同志们了解苏诗、乃至了解宋诗,也许有点帮助。     

论宋诗的历史地位

凡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提起唐诗,那是众口一辞,誉为中国诗史上的高峰;一提到宋诗,却聚讼纷纭,毁誉不一。贬宋诗者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谓“终宋之世无诗”(陈子龙《陈忠裕集》)褒之者有的则把恰恰是宋诗的缺点也加以赞赏,奉为圭臬。建国以来,诸家评论兼顾内容形式两方面,肯定了宋诗的历史地位。但自从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之后,由于信中谈到“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一些文学论著涉及宋诗时,大多不是裹足不前,就是绕道而行,或者只谈宋诗不懂形象思维而不及其它。这就会使人产生宋诗除了“味同嚼蜡”之外再无长处的误解。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评论本是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方面着眼的,并没有对宋诗给以全面否定的意思。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对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读《全宋诗》札记(七)

重出考辨《全宋诗·黄裳集》卷十三，据元骆元驶《类编长安志》卷三补辑《朝元阁》诗一首。诗云：“东别家山十六程，晓来和月到华清。朝元阁下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又《全宋诗·杜常集》，据《宋诗拾遗》卷五辑《过华清宫》诗一首。诗云：“行尽江南数十程，晓凤残月入毕清。朝元图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两相对勘，《朝元阁》与《过华清宫》，虽有九个字不同，然实为一诗。《黄裳集》与《杜常集》均未注明互见，误。考《宋诗纪事》卷二十九载杜常诗四首，其一《题华清宫》与上引《朝元阁》同，“阁下”作“阁上”，余悉同。该…     

论宋初诗坛

唐宋诗之争,曾是历时千年的公案,孰优孰劣难有定评。近代以来,门户渐消,多有公允持平之论,如缪钺《诗词散论》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这该是唐宋诗之争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唐宋诗研究,大多立足于它们的差异,而对它们的联系、对唐     

宋诗评价略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唐宋诗高下优劣的争论古已有之。尊唐派以唐诗辉煌灿烂、无与伦比的成就为依据,力诋宋诗的败误,甚至宣称“终宋之世无诗”,“宋绝无诗”。尊宋派则津津乐道于宋诗的点化锻造之功、独得理趣之妙,昂然声言:“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更甚者,竟谓“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从南宋开始,争论了数百年之久。     

浅论禅宗对宋诗的影响

宋诗继唐诗之后,犹如江河之水流入了大湖,别辟新境.如果说唐诗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返”的壮景使人赞叹的话,那么宋诗则以“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的隽永的胜景使人留连。“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强音唱出了处于极盛时代知识分子对理想乐园的展望,那么“人生到处知何似”的低吟则把人们带进了充满禅意玄思的理性王国。万万纷纷祗偶然,老来容易得新年。柘冈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风最可怜.——王安石《柘冈》得丧荣枯事,悠悠过耳风。此身犹是幻,何物不为空.酒圣心常醉,诗穷语更工。小轩搔首坐,斜日满窗红。——任伯雨《独坐》无端流落迫残年,三十南山访老禅。未契安心了难觅,不如同世且随缘。频移竹几负寒日,旋拾松稍炊晚烟。珍重孤云出山去,东西南北一青天。——张元干《别绶老》这些诗都以筋骨思理见长,充满了禅意玄思。在诗人的咏叹中,流露出一种共同的人生空漠之感,一种共同的时代感伤。这些就是前人所说的“以禅入诗”的境界.论者往往从师承关系、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与理学的关系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研究宋诗,而忽视了禅家对宋诗的影响。本文就想以此为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借以就正于研究宋诗的老前辈.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杨家将故事与水浒故事关系考述

杨家将故事和水浒故事极为类似：小说构成方面,杨家将小说和《水浒传》都是分段缀合结构,成书过程都与南宋时期的抗金斗争相关;人物渊源方面,杨志是杨家将后裔,鲁智深和杨五郎很相像,杨温的故事被《水浒传》吸收;具体情节方面,双方都有衅起良马、五台山参禅、征辽、还愿等内容,而且彼此之间明显有借鉴关系。考察双方的这些相似,有助于我们了解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试论易文化源于山东

《易经》的基础阴阳八卦源于山东 ,伏羲画八卦有东夷文化背景 ,易的发明权属山东人。《易传》源于山东 ,《易传》的著作权属孔子 ,有邹鲁文化背景。易学源于山东 ,易学的创立权属于以田何为首的山东学者 ,有齐鲁文化背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 ,易文化源于山东     

一代冠冕：韩元吉的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久为学界所忽略的韩元吉,被南宋人视为“一代冠冕”,诗歌多寓山河家国之感,苍郁俊劲、清腴朗润,成就与“中兴四大家”相伯仲。其诗学渊源得叶梦得指授,复影响陆游等中兴诗人,诗风蕲向“腴润”,对南宋诗坛“唐音”之复归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厥功甚伟。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悲剧的认识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悲剧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以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钱钟书为代表;第二阶段以赵树理、乔德文、邵曾祺、苏国荣、吴国钦、宋常立为代表;第三阶段以张法等人为代表;第四阶段以邱紫华、谢柏梁、杨建文、王宏维等人比较系统的著作为代表,他们为了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存在,竭力证明中国古代悲剧符合西方悲剧理论,而否定了中国古代悲剧不符合西方悲剧理论的一些特征。     

为民找魂--论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

从三个方面求证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寻找民魂的历程.在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中,查证"民魂"丢失的根本所在;认证"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立人"、"立国"的启蒙思想,为此,必须恢复"民之信",使民众发其"内曜";在"摩罗诗人"与民众的关系中,确定恢复"民魂"的前提条件.这样,将鲁迅早期的理论主张就定格在"民众"立场上.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及其审美特征

王宁认为,消费文化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特有的产物,与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别;它的一部分格调高雅的产品有可能被提升为精英文化产品,但更多的产品则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眼云烟。王一川指出,中国当前消费文化并没有简单地按费瑟斯通所铺设的"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大道迈进,多重文化因子在其中起着复杂的拉动作用,形成彼此错时或错位关联,因而使出现了身体在热烈消费而头脑却在冷峻思考的悖谬现象。包亚明认为,消费主义的逻辑不仅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而且也成为了主导日常生活的文化逻辑;在全球城市的风景背后,精英阶层的消费文化"诉求"已经被合理化、自然化为与世界接轨的先决条件。陆扬认为,消费文化的全球化面临着美国文化主导其中这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假如认为美国文化纯粹是由图像和声响刺激起来的消费主义,那将是过低估计了它对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自身民族传统构成的挑战。     

鲁迅的遗产与胡风的悲剧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事件,胡风的悲剧与鲁迅的遗产密切相关:鲁迅生前结怨甚多,胡风承载了许多恩怨;在鲁迅精神已经不合时宜的时候,胡风执著地继承着鲁迅精神;在文学的发展日益远离鲁迅的时候,胡风执意坚持鲁迅的方向;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日益失去生存空间的时候,胡风仍然试图像鲁迅那样立足于文坛。这一切构成了胡风与时代环境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关于陆游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从《陆游评传》谈起

邱鸣皋先生的<陆游评传>从思想家的角度研究陆游,自新创说从宏观角度将历史背景与作家作品结合起来,透过作品观照其思想,深刻揭示了陆游思想和成长的历程;传论结合,夹叙夹评,对陆游的爱国思想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广泛收集和深入考证有关文献资料,考证辨析澄清了不少以前较模糊的看法;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把诗人还原成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思想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