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性别配额制的法律思考

从性别平等原则的演变出发,分析其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转型过程,认为用人单位的行为是否构成歧视应该在实现平等原则基础上进行合法性的判断。用人单位能否实施性别配额制在该原则的不同理解下是冲突的。这种冲突在国际条约、国内法都有所体现。各国应根据本国自身的特点对用人单位实施配额制是否违反就业中性别平等原则作出规定。中国应坚持就业性别问题本土化,在现阶段必须坚持机会平等的原则,以规则中心主义弥补法定义务主义的不足。     

《中法新约》析论

《中法新约》历来被认为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事实上,条约是否平等应从缔约双方利益得失的角度进行衡量。而清政府实际上无论是在陆战还是海战中,军事上都处于劣势,镇南关大捷也只是局部胜利。《中法新约》中虽然有不利于清政府的内容,但就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和整体利益来看,条约的签订是利大于弊的。所以清政府在军事上是失败的,而在外交上是成功的,即《中法新约》基本上是平等的。     

第一个平等条约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的《中德协约及其它文件》。如果问第一个平等条约是哪一个,绝大多数国人都会说是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过,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会知道,废约谈判实际上要早得多,第一个平等条约似乎是1924年5月的《中     

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 ,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 ,权利义务对等 ,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 ,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 ,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昭示后人 :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 ;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博物馆与青少年国耻教育

博物馆与国耻教育密不可分。就是因为有184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国耻．才有了静海寺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     

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

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私法理念是私法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这一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即尊重领土主权原则是对所有权神圣理念的借鉴;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对人格平等理念的借鉴;条约缔结自由原则是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借鉴.     

论平等原则的程序化

平等原则的精神之一是通过程序化的手段使政府对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为公民提供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法、正当的最可靠的原则和途径。平等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方法,就是程序正义的方法,而非强力或意志的方法。平等在功能上是积极的,但却有着“一张千变万化的脸”。由于实质平等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往往困惑于不能肯定政府能而且必须做什么,但是形式平等将通过程序正义以确定规则告诉我们政府不能做什么。平等原则的程序化的本质的确是而且必须是通过以听证制度为核心的公民参与权行使限制权力,促进权力公平、正当的行使。     

论条约解释中的时间因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与时际法

条约解释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然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是否涉及以及是否已解决条约解释中的时际法问题,尚存疑议。该公约第31、32条并未明确规定时际原则,但该原则以间接方式蕴含于第31.3条(c)项中并以第31.1条中对善意的公开规定方式而间接存在。条约解释的"同时性原则"已发展为与"演进解释"原则并举。国际法的演进使得对先前条约的理解和解释通常难免借助于其后相关新条约的生效以及包括嗣后协定、嗣后惯例、准备工作等在内的诸多条约解释因素。并无解决变化了的情况影响条约解释程度之普遍性答案。     

斯瓦尔巴群岛海域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

斯瓦尔巴群岛是北极地区的重要岛屿,1925年生效的《斯瓦尔巴群岛条约》在群岛上确立了“主权确定,共同开发”的原则,但是条约的适用范围并未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随着海洋法的发展,条约所建立的公平制度是否可以适用于群岛的上述区域,挪威与其他缔约国就此产生争议。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遵循《斯瓦尔巴群岛条约》的宗旨,对该条约作出目的性解释是解决群岛海域法律适用问题较为可行的方法。     

论国际航空货物运输诉讼的法律适用

在国际航空货物运输诉讼中,当纠纷满足三个条件时,法院应优先适用国际航空条约:涉诉运输是国际航空运输,涉诉纠纷属于国际航空条约调整范围,且涉诉纠纷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在适用国际航空条约时,法院应考察涉诉国家加入条约的情况,选择适用各国共同加入的条约;同时,法院也应综合运用国际条约法中\     

论区域贸易协定对国际条约法的发展与挑战

区域贸易协定具有条约的法律属性,但也有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条约的新特征。本文从传统国际条约的内涵和特征分析入手,对比了区域贸易协定的条约法律属性与特征,并从实例分析出发,概括出区域贸易协定所展现出的21世纪的国际条约的新特征,强调应该用科学发展的观点看待区域贸易协定对国际条约法的贡献：一方面推动了国际条约法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条约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论条约在国内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

不断增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国际民商事纠纷日益增多,从而凸显了条约在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条约适用于国内民商事审判的理论基础是一元论和二元论。各国民商事审判适用条约的方式以及条约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取决于条约在各国民商事审判中的立法与实践。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相关先进做法,完善条约在民商事审判中适用的立法与司法制度。     

试论外层空间活动损害赔偿的法律机制

任何法律制度都包含违背其规定义务的责任制度,为保障受损害一方能有效追偿,法律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中国国内民法规定有损害事实且该事实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国际法上确立国际责任制度,提出不论是国际不法行为还是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行为皆应通过恢复原状、赔偿或补偿等方式来承担损害赔偿国际责任;空间法上损害赔偿主要见于《外空条约》的原则性规定和《责任公约》具体规定中。现有的空间活动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条约规定分散、术语定义模糊、缺少对外空活动私营化立法、条约间选择适用不明确等不足。因此,完善空间活动损害赔偿机制,应从统一外空条约方面入手,通过定期修订外空立法,进一步明晰对损害、发射国、空间物体的定义,增加外空活动私营化立法规定,使得损害赔偿条约间的选择适用更加明确。     

从两个和约看近代早期德国宗教的自由平等原则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早期德国两个著名和平条约,为调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均制定了有关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的原则,但是二者在表述上存有较大差异。前者在宗教自由平等之原则上规定不甚明确,后者则更加具体、精确和丰富,因而各自对社会的意义也就有所不同,尤其是后者为近代早期德国宗教的长久和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条约法角度评“死刑不引渡”

中国为引渡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均承诺对被引渡人不适用死刑。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然而中国宪法却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以致我国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因此,我国法院在审判被引渡人时,面临着遵守国际条约还是服从国内立法的两难选择,我国应当完善有关立法,尽快填补上位法规定的空白,以妥善处理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孙中山国际法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国际法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力图改变中国的“半独立国家”的状况,维护国家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提出了“不平等条约”的法律概念,对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平等权,财产权和人身、人格权,并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人权法概念。由于时代及阶级的局限性,孙中山的国际法思想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与条约司法适用机制的完善

国际条约的司法适用是实现条约法律效力的要求,但现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效力位阶的规定尚不明确。法院的司法活动可以在法律规定模糊、存在漏洞时,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情况下起到明确法律内涵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因此,为了保障我国切实履行条约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率先采取完善国际条约司法适用的措施,包括出台司法解释、公布相关指导案例、建立逐级汇报制度、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等,从而为将来时机成熟之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这些内容做好准备。     

《ＷＴＯ协定》国内解释主体 ———兼论条约解释中的翻译问题

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院的适用条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问题以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的效力等问题。中国尚缺乏明确的条约国内法解释的程序保障。在ＷＴＯ中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被认为是事实问题,由于存在着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到限制。对于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应予以修订,以明确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解释主体、解释程序以及条约翻译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