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农民起义期间兴起,这说明洋务运动的发轫与农民起义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一八六二年清政府花巨金委托赫德代购船炮,是企图“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第35页)。“欲借此利器,以平巨寇”(《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第4页)。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是为了“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七第20页)李鸿章设上海苏州三局仿制洋枪洋炮“原为军需紧急起见”。     

唐代的《实录》

唐代《实录》是唐、五代、北宋三朝史学家相继修撰《唐书》的主要依据,也是唐以后历代《实录》编写的先驱,唐代《实录》的体制如何?它的史料价值又如何?这是我们现在所想试作探讨的问题,下面写出我们的看法。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从《容斋随笔》看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

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多有对历代史书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他强调在撰写史书时要坚持＂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并且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同时对史著语言提出了自己＂精益求精＂的要求,最后回归于＂辨明正统＂的编纂原则,实现其作为一位优秀封建史家的历史诉求。     

中日学者“清入关前史”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

本年8月3日至22日共20日,吉林省的部分清史研究者同日本国满族史研究会的清史学者,就清入关前史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中日学者在讨论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这次学术讨论会原来拟定的是清入关前史的史料学的研究为主要议题,所以提交讨论会的论文多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日本明治大学的神田信夫在题为《日本关于清初史史料收藏与研究概要》的文章中,对日本自江户时代起,对清朝就有强烈的关注,对康熙朝修的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的传入、收藏和编纂出版     

对唐代实录史料价值的疑议

唐代实录是修撰唐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虽然,现在除韩愈所修之《顺宗实录》尚存外,其余的唐实录俱已亡佚,但是,《旧唐书》、《资治通鉴·唐纪》大体上都是以唐实录作为基础修撰而成的。因此,研究唐实录,对于研究、选择、利用两《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的史料就有重要意义。关于唐实录的史料价值,前人并无专文论述,不过作为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一般来说是得到人们肯定的,置疑者可谓甚少。无庸赘言,实录是政府修史机构所修的官方史书,有国家档案可据,关于军国大事发生年     

《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

《清实录》记载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历史,是中国最后一部实录体史书。其编纂的过程,同历代实录一样,存在实录不"实"的问题。《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主要有粉饰性曲笔和受权力所迫的曲笔。实录的编纂制度和史官自身缺乏直书精神是造成史官曲笔的主要原因。     

林则徐西戍诗浅析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初十日,清廷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和“废弛营务”的罪名,将已在镇海军营效力的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奉到遣戍命令,次日即从镇海乘船启程,毅然踏上戍途。及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在哈密获悉以四、五品京堂起用之讯后,于十一日动身返京,共被谪遣四年半。这是林则徐在四十年宦海浮沉中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这一时期,虽然林则徐曾为感怀个人命运而惆怅,为反     

明史之源的潜心研究——读《明实录研究》

史学研究总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史料的研究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明代现存最为原始的史料首推《明实录》,《明史》、《明通鉴》等一系列史书大都源于此书。从这个意义上,《明实录》可以说是明代史学之源。谢贵安先生的《明实录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乃是对明史之源进行深入探索的结晶。研究明代历史,首先碰到的就是史料问题。与清代相比,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大量而完整的原始档案,现存的明代档案仅占明清档案中极小的比例,且比较散乱。此外,尽管不断有明代文物出土,但其信息容量却较为有限,因此要想研究明史,必须首先利用由明代原始档案删繁就简、编纂而成的《明实录》。《明实录》现存十三代帝王实录,共2965卷,1600余万字。其内容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物、民族关     

《论语·乡党》的礼学渊源与古“语”特征

《论语·乡党》与《仪礼》《礼记》的相关篇章在文本上具有互文性,其中《乡党》篇与《礼记》相关篇章均系孔门观礼笔记改写、编纂而成。在文献记载中,孔子传承西周礼容传习的制度,在日常的教学与生活中演习、展现礼容。孔门弟子观礼时实录的笔记,成为编纂《乡党》篇的"公共素材";而《仪礼》成书前一些别本单行的篇章,也在其编纂过程中得到利用。《乡党》篇采用的"公共素材"主要为观礼记行的笔记,其在语言形式上,是对古"语"的继承与发展。     

评介《清实录经济史资料》

我校经济学院陈振汉教授等从1949年起就致力编纂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篇)》(顺治—嘉庆朝,1644—1820),最近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光绪,1821—1908)也可望与读者见面。审慎筛选、详尽无遗,这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清实录卷帙浩繁,共有4433卷,约4400万字,但经济方面的史料过于琐碎,有的记载虽多却不集中于一时一地,有的虽偶有记载,却不知在何朝何年。因此,要收集某一方面的经济史料,必须翻阅全书。为了“替国内外的广大研究工作者节省一些翻检原书的劳动”,陈振汉教授等几乎投入了他们的毕生精力,致力于《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长达近40年,编成了近500万字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和《清实录东华录经济史资料》。迄今,国内还没有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比这部书更加详尽无遗。难能可贵的是,详尽无遗并不意味铺张奢陈,所选史料都经过了审慎的筛选。从这一点来说,钩沉爬剔功不可没。     

说《敦煌实录》

:《敦煌实录》是以记载北凉以前敦煌先贤耆旧为主的郡国之书 ,将其作为实录体史书的最早撰述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敦煌实录》的卷数有十卷、二十卷的不同记载 ,其原因已很难考究 ,学者提出的“先为十卷后增为二十卷”的假说毫无根据 ,难以成立     

《岛夷志略》版本述略

元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是中国航海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后世虽不乏研究者,但关注该书版本流传者却寥寥。文章对《岛夷志略》成书始末略加考辨,提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皆指一书,作者确为汪大渊,并着重考察了该书历代的版本、注本及海外传播情况,以此观照《岛夷志略》的影响。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祖宗实录编纂与完颜家族谱系建构——以《金史·世纪》为主线

讨论完颜家族谱系建构问题，必须了解《祖宗实录》的具体内容、结构框架以及编纂经过。本文以《金史·世纪》为主要线索，综合《后妃传》《始祖以下诸子传》及石显诸传的同源史料，指出它们皆以《祖宗实录》十帝本纪为蓝本修成。在厘清《祖宗实录》总体面貌的基础上，我们对女真祖先传说及谱牒构造展开文本分析，揭示昭祖到景祖的叙事内容突然由虚变实这个关节点前后祖先传说的整合、改编的过程，以及背后的政治因素。《世纪》《神麓记》《松漠记闻》《高丽史》均载完颜氏祖先故事，据此能够钩沉谱系生成的脉络，分析统治集团塑造模式与权力起源。     

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

唐修《晋书》既赋有史料的翔实,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晋书》捃拾《世说新语》诸条目,乃不亏实录,有考而采,并且不自觉地遵循了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原则,对于《世说新语》的材料加以均衡、辨析和取舍,并非“忽正典而从小说”,乃是“弃小说而从正典”。作为史传文学的一分子,《晋书》择取与吸收了《世说新语》在人物外在形象、人物个性化描写及人物品藻等方面的特点,不群于以往诸史,也超越了诸旧《晋书》,正因其体制完备、史料详洽、文笔典饬、形象生动等优长,才是唐修《晋书》成书后,诸旧《晋书》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     

《景定建康志》之地名记载述论

作为南宋地方名志,《景定建康志》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而为历代学者推崇。然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却鲜为人所看重。《景定建康志》的地名记载甚为丰富,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方面,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存史之用,又可资文献辑佚,也有一定的正史、补史的价值。     

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

"译讯"是清代"夷务"处理程序之一,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中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从中可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与沟通情状。整理细读《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关奏折可以发现,1811年之前"难夷"事务奏报多以记述抚恤发遣事项为主,之后的奏报则对"译讯"费墨较多。面对"言语不通"之困境,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对"难夷"讯问明确的日益重视,反映出清廷对传教、私货交易、兵船来犯等"夷务"的防范逐步增强,而"难夷"等"夷务"的日趋繁杂,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认识到"译"的迫切。纵然清廷"夷务"态度和翻译认识的转变充满被动与无奈,却是晚清翻译高潮形成的铺垫和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