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公式的探讨

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都采用《资本论》中数学公式说明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与实现条件,但对于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公式的提法却稍有不同,有的书上只提一个公式:Ⅰ(Ⅴ+m)〉ⅡC。从数学上和经济学的意义上     

也谈社会风俗的产生与发展——与姚伟钧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家》1987年2期刊载姚伟钧同志《中国社会风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姚文)一文,涉及“社会风俗史的文献资料举要”、“社会风俗的概念、来源及其特点”、“社会风俗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风俗与礼俗”请问题,论列宏富,其所辨章学术、发明于人者亦多。但宏富之余,难免鞭长莫及,即文中某些观点,愚意实不敢苟同。谨作此小文,与姚君商榷,并就教于学界方家。     

也谈地租与生产价格公式——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读了熊映悟同志《关于地租理论问题》(见《房产通讯》1982年第9期)和《生产价格的构成应包括地租》(见《经济学周报》第22期)两篇文章后,很受启发。但是,在说到生产价格的公式时,熊映梧同志认为:“通常人们把商品的生产价格解释为成本加平均利润,我对这个传统观念是不赞同的。”“完全的生产价格(PP)是由成本(K)和平均利润(AP)、地租(GR)构成的,即PP=K AP GR”。作者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承认一切产品(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矿产品,或加工业产品)的生产价格都是由成本、平均利润、地租三部分构成。”我认为,熊映梧同志所谓的完全生产价格公式中应包括地租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部门之间争夺利润的竞争,使资本由利润率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其结果,各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平均利润率形成后,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说:“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按一般利润率计算,按百分比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6—177页。以下引文都出自同书,只注页     

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与奚兆永同志商榷

近几年,有些同志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学术界长期流行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观点,提出了某种异议。但是,对他们尚未展开的那些意见,公开赞成者分析得还不具体,而反对者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例如奚兆永同志就曾发表文章《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不能否定》坚持反对态度的。读了奚文,感到还不能说服人。为了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理论以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在这里提出一些和奚兆永同志不同的看法,参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也谈《敕勒歌》——兼与王曙光同志商榷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王曙光同志《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一文,就《敕勒歌》的作者、产生年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意见,     

再论所谓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公式”——与雍文远等同志商榷

最近在关于再生产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有些同志鉴于消费资料的平衡对整个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具有不能忽视的重要作用,认为过去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把Ⅰ(v+m)>Ⅱc 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不足以表现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要有所谓“第二个基本公式”的意见。这“第二个基本公式”是:Ⅱ(c+m-m/x)>Ⅰ(v+m/x)我在今年2月26日《光明日报》“论所谓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公式”一文中,认为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并不需要把Ⅱ(c+m-m/x)>Ⅰ(v+m/x)提到与Ⅰ(v+m)>Ⅱc 并列的地位,也当作扩大再生产的一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也谈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兼与刘铭纲同志商榷

土地批租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简称。刘铭纲同志的《关于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上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文》),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土地批(?)的问题。笔者对《刘文》的第二部分不敢苟同,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求共同探讨。 《刘文》第二部分认为,在土地批租问题上,土地所有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不应实行分离的法律制度,并提出三点理由作为佐证。笔者认为,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而建筑物所     

也谈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现象——兼与刘长秋同志商榷

愈来愈多的刊物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是当代中国学术期刊的一种新现象.期刊收取版面费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有利于保证刊物的办刊经费来源,有利于稳定学术期刊的正常运转,也有利于办刊经费的合理分担.作者支付版面费,是科研投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刊物收取版面费并没有损害作者的权益,只是调整了刊物与作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收取版面费,决不意味着学术期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恰恰相反,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抵补办刊成本.同时,收取版面费是一个国际惯例.收取版面费的标准亟待出版管理部门予以规范.     

也谈文艺与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兼与朱光潜同志商榷

人性、人道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关心、探讨、并有争论的问题。本来,作为学术或文艺理论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只要实行百家争鸣,鼓励人们从各个角度深入讨论,自会有利于得出正确结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四人帮”垮台后改变了这种状况,报刊上重新陆续发表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文章。最近,读了朱光潜同志的《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与共同美》文章后,也有一些想法,本着百家争鸣精神,写出来就教于朱光潜同志并有关专家。(一) 围绕着人性的有无、人性与阶级性之关系,我国早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曾开展过论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次,为了“促进文艺繁荣”,朱光潜同志提出冲破“人性论”这个禁区,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去对人性作“深刻理解和忠     

也论明初户口的升降——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正> 读《文史哲》八○年第二期孙达人同志《明初户口升降考实》一文(以下简称孙文)颇有启发。然而,对文中关于从洪武初至洪武十四年的十多年间户口增长661.6%,洪武十四年后明代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上升,及明初南北户口的升降已出现“绝然相反”的趋势等一系列论断,我们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就教于孙达人同志。     

也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兼与钟朋荣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1987年第7期发表了钟明荣同志的文章——《论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的矛盾》(以下简称《钟文》),该文对我国现阶段分配问题的议论,不乏精彩之处.但是,我以为,该文中的某些提法,似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特提出来与钟朋荣同志商榷.笫一,《钟文》中第一部份的通栏标题是:按劳分配是产品经济的特有现象,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的确,按劳分配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来并加以发挥的,并且马克思曾把按劳分配的实现与产品经济的运行结合起来分析.但是,能否就此断言,按劳分配是产品经济特有现象?当然不能,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     

也谈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折——兼与刘景泉同志商榷

<正>《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上刊登了刘景泉同志的文章,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理性到反理性的转折》（以下简称刘文）。笔者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极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根据刘文的论述,只是叔本华才开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才出现了从理性到反理性的转折,这便是本文所要商榷的问题所在。当然,刘文的这种见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共识”。但依笔者之见,正是这种“共识”影响了我们对德国哲学的深入研究。因此,突破这种“共识”便成为我们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一项十分迫切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深     

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

“月亮问题”是量子力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涉及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哲学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给人以教益。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故提出来讨论。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也谈灵感、直觉之异同——兼与周文彬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1990年12期发表了周文彬同志《灵感直觉异同论》一文(后简称周文),旨在澄清灵感与直觉的内涵,实质及心理机制等方面的异同,以克服使用上的混乱。但经推敲觉得周文同样存在某种程度的混淆和自相矛盾,谨撰文参与讨论,并求教于周文彬同志及专家。一、关于直觉“直觉(intuition)是不经过复杂智力操作的逻辑过程而直接迅速地认识事物的思惟活动……直觉的产生并非毫无根据,它与掌握牢固的科学知识、丰富的知识经验,以及积极地从事实践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1、“直接迅速地认识事物的思惟活动”,即指直觉不是间接认识,而是面对具体事件直接作出的反应、判断和解决问题,有着明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也谈能动性——与李鼎文同志商榷

<正>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讨论,已历时四、五年了。李鼎文同志的《关于能动性的历史考察》(载《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在突破“万物皆有能动性”的思想方面,给人许多启发。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现陈述如下,并以此就教于李鼎文同志和学术界。     

也谈形象思维的逻辑——兼和朱丰顺同志商榷

什么是形象思维的逻辑规律和思维形式,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读了朱丰顺同志的《形象思维逻辑论》(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5期)一文后,有些想法谈一谈,以求教于朱丰顺同志及其他研究者。     

也谈期思陂与芍陂——兼与徐义生、吴海若同志商榷

我对徐义生与吴海若同志论述与考证期思陂和芍陂文章,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提出来,供参考。 一、徐义生同志认为,《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的都是叙述军事上的水攻战术,是利用水的自然破坏力,而不是生产上的水利设施来为社会造福。因此他认为,孙叔敖“决水灌野”很难肯定是利用水源灌溉。所谓水利也是“从单纯地在战争中利用它的自然破坏力”发展来的。没有战争也就没有水利建设。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