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腐败的原因及防治对策探析

当前"一把手"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亟待多管齐下加大防治力度。导致"一把手"腐败既有思想素养不高等主观原因,也有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完善和法制处理不力等客观原因。为此,必须通过加强思想素养建设、强化权力制衡、加大监督力度、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来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     

“村官”腐败的根源

根据事实．“村官”之腐败实不可小觑。“村官”何以腐败至此？究其原因，无非以下几种原因。     

瓜分“唐僧肉”——村干部腐败新动向

近几年,农村喜事越来越多。年年1月,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必讲兴农问题。新农村建设,更给农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实惠。通过村级转移支付、粮食直补,提高退耕还林和征地补偿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逐步加大,大量支农资金流向农村。久“旱”的黄土地,得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汩汩甘泉。     

《理想国》防公职人员腐败思想刍议

柏拉图认为,公职人员腐败与否是现实国家与理想国家差别之关键;公职人员腐败是社会一切弊端之源,公职人员腐败之源在私有制,私有制之源在私有家庭和男女不平等。柏拉图提出了消除公职人员腐败的措施: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共财产、共夫共妻共子女的公有制。这一思想尽管有其脱离实际和过于激进之处,但也蕴含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积极方面可为我们今天的反腐工作提供借鉴。     

规模不经济:"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决定了其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为此,通过分析和阐释“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包括内在不经济和外在不经济),探讨了克服规模不经济的思路,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建议。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我国产业集群缺乏创新力的根源

魏后凯在《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当前我国产业集群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原因在于：①创新和合作意识淡薄。企业间合作交流少，且缺乏信用。②自主创新投入不足。尤其一些传统产业集群中的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自己独立的研发中心，研发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率很低。同时由于金融担保和风险投资机制的缺乏，中小企业贷款困难，融资成本较高，由此影响了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③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影响。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其垄断优势，一般都把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控制在母国。④缺乏良好的创新环境。不少集群缺乏公共的技术创新平台和为企业提供公益性产品开发、信息咨询和其他配套服务，而金融担保体系的不健全，使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缺乏创新启动资金，研发能力受限。⑤创新人才高度缺乏。在许多传统产业集群，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产品设计和经营管理人才大都高度缺乏，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人才基础；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劳动力技能基础。⑥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企业跟风、仿效风盛行，随着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格，进行自主创新的压力将日益增大。     

《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辨析

前人对《文心雕龙》书记篇的阐发存在颇多疑问、分歧。汉魏六朝史书中有不少以书记指称书信的实例,这是刘勰以书记作为书信文体名称的现实依据,另外从记室掌书记等草拟章表、书信的职责可以看出,书记的名称突出了文人及书信文体在军国政治中的作用;刘勰还专门论述了笺记文,实际是以奏记、奏笺等为例,突出书记文体心声之献酬的内涵,排除章表、奏疏等已经有独立体制的书信文体。刘勰还以书记泛指二十四种政务文书,从史书、《周礼》的记载中可找到这一做法的确切根据;他也重视二十四种政务文书化成天下的内涵,因而将其列入书记篇进行探讨。     

“后现代”边缘的身份焦虑与认同超越——或《高兴》：一种“三农”主义文学的诞生

小说《高兴》以进城打工者的身份焦虑与超越问题为线索具体呈现了生活在时代、社会边缘的一个特殊阶层的不为主流媒体言说的真实的生存故事，表现了这个阶层的人们的生存境况、感受和愿望，并通过主人公的认同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们的生存智慧、人生境界的积极赞美和对他们悲戚处境的无奈反讽与警示。小说以艺术描写的方式无言地提出了一种“三农”主义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了达成小说的艺术目的，作者对小说叙述的角度、线索和结构的安排颇具匠心，同时还通过两篇“后记”的设置，使全书形成3个文本和多种话语方式的独特互动，传达出更深广的内涵。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为例

采用语料库方法,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词、关键词和“农民”的搭配词等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表明,《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塑造的中国农民既有依靠土地、种植农产品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又有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更为凸显。它既构建了中国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三农”经营主体形象和国民经济经营主体形象,又塑造了他们弱势群体经济形象和获益后的受益者形象以及以“培训”为途经的新型职业农民形象。文章认为这些特征及其形象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也与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政策举措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张文礼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点，而“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亦有了新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思想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六个“一号文件”中。从中央六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三农”思想与政策来看，我国的“三农”问题有如下特征：一是长期性。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任重道远，而且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资本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改革我国现有的制度模式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复杂性。由于我国的三农问题面临内部改革的浪潮以及国际市场形成、全球化、信息化加速等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更加棘手。     

论《野叟曝言》的创作人格

《野叟曝言》的“文格”与夏敬渠的创作人格有一致性，但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对《野叟曝言》的文本价值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导致夏敬渠“人格”与《野叟曝言》“文格”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视角不能简单化。     

扬雄文学“明道”论之内涵及其对刘勰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扬雄继荀子之后提出“明道”论。在扬雄的文学思想中,明道、宗圣、尊经是三位一体的,其“道”是指“天道”或“天地之道”。扬雄与刘勰在论文上有深度的契合,他们皆依孔圣立言,而且后者常以前者之观点为论文之准绳,二者在文学思想上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刘勰论文重“原道”,其“道”既是天地之道或自然之道,亦是儒家之道,三者异名而同义,并无根本之冲突,其理论渊源正是扬雄的“明道”论。扬雄、刘勰的“明道”论,是儒家思想尚未教条化之前的创建,是关于文学本体意义之建构,与儒家思想教条化后的道学家创建的“载道”论有本质上的不同。     

坚守“人”性,勇担道义——评西岐报告文学《最棒的农民》

“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近三十年报告文学重要的题材之一,作品数量丰富,影响深远。《最棒的农民》以一股清流之势,积极且正面地立于报告文学文体流转之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温情,叙事、构建精神,勇担道义、彰显文体意义三方面,关注生存于中国农村、更是中国当下最根本、最重要的“人”的问题。     

歌德之后的“缺德”者——从李剑的作品探寻中国知青文学创作的另类源起

李剑用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解构,其创作风格在某些方面或隐或显的影响到了阿城、王小波等后继作家,其作品也成为后来创作者的范式。本文主要以李剑的《醉入花丛》谈起,兼及其他几部作品,试图重新理清知青文学史的发展源流并对其进行更新一层的梳理。     

从“接读代字”看《马氏文通》的历史局限

本文论证了《马氏文通》“接读代字”的失误原因     

国家与性别之间：《镜花缘》“女儿国”叙事的政治面向

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女性主题历来备受关注,但单独讨论性别很容易为现代观念所束缚。这部小说创造性地将女性形象置于国家的视野中加以呈现,“女儿国”的构想既作为乌托邦,又作为国家实体而存在。从女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入手,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小说的话语结构。海外女儿国的性别身份秩序建立在与他国的对照中,结构性的男女对立在这里被表现为直接的暴力。天朝女君武则天既是女性权益的保护者,又是颠倒阴阳的暴君,以她为核心的女性自治,不得不导向虚无的结局。天朝与海外番邦之间的华夷之辨模仿着男女之间的性别规范,女儿国的颠倒结构却对天朝秩序构成了反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既是现实的再现,又在政治话语中成为男性的隐喻。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三生”“十化”——以《中华源·河南故事》为例

生态翻译学提出“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三大核心理念,并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和翻译生态作为三大研究问题域。通过分析外宣文本《中华源·河南故事》的“三生”主题,探求外宣翻译是什么、谁在做、如何做、为何做四大基本问题。此外,从译者的适应选择视角分析该文本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译者如何运用“十化”译法实现文本成功移植和翻译生态平衡。研究发现：译者翻译生态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自然化”译法;翻译物质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原生化”译法和“补生化”译法;翻译社会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译生化”译法和“多元化”译法;翻译神话传说负载词时主要采用了“原生化”译法,同时以“适境意识”为原则。     

当前我市农村信访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涉及“三农”问题的信访举报已成为当前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中一个突出问题。我市290多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能否妥善处理好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