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鲁王”回归——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记略

《亚鲁王》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新发现,其文化价值堪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它的发现和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也是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     

《玛纳斯》史诗中有关的一些历史渊源

柯尔克孜人民中史诗《玛纳斯》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三大史诗之一。 《玛纳斯》是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满负盛誉的一部宏伟的史诗。《玛纳斯》学者们一致认为:“《玛纳斯》是用纯洁精美的歌演唱的一部长篇历史叙事诗,是柯尔克孜人民的一部百科大全书”。它反映了柯尔克孜的历史、语言、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理想和愿望、欢乐和忧愁。是一部语词丰伟、有权威性的英雄故事(史诗)。 《玛纳斯》史诗产生于何时,对此,史诗中有这样一段唱词:     

哈萨克族史诗的母题组合类型

本文参照国内外几位学者提出的史诗类型划分标准,并根据哈萨克族史诗母题的组成方式,将其分为简单型、复合型和多重复合型三种类型。简单型在历史和宗教史诗中比较多,复合型比较多的是英雄史诗,而多重复合型只有在突厥语民族共同时期形成的古老英雄史诗中才有。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     

民族魂的唱响——苗旗史诗《鸺巴鸺玛》解读

那是一部古老的史诗,仅仅是凭借着口口相传,上千年来一直回响在历史的上空;那是一部神奇的史诗,语焉不详之中,记载了一个民族无尽的苦难和奋争。没有文治武功的夸耀,没有波澜壮阔的搏杀,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英雄形象！那部史诗,用一种平静到恬然的语调记载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历史,成就了一个民族的千古绝唱。     

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

史诗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宝中之宝,它不仅用特殊的形式保存着各民族的重大史实、传说、神话和语言,而且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多面晶体,是世界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的体现或证明.本文通过对东西方两大史诗<伊利亚特><格萨尔王传>的比较,从流传方式、历史真实性、英雄颂歌、社会历史条件、战争观念、谋篇布局几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东西方史诗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血缘关系.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世界文学的视角,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东方的藏民族史诗,使藏民族史诗的研究更进一步,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更具有学术价值.     

史诗与治疗:菲律宾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伦皮恩传奇》与巫术治疗

基于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原创性地深描了菲律宾山地原住民族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与巫术治疗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了阿拉安人以及《伦皮恩传奇》史诗的情节;然后分析该史诗是如何在阿拉安社会中与巫术治疗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助于史诗吟唱等仪式操作,最终达到治疗病患、祓除灾祸的目的 .史诗被融入巫术仪式的种种操作中,通过吟唱史诗达到赞颂神灵的目的 ,为巫术仪式提供了神圣的权威和历史的溯源,从而发挥了广义上治疗的社会功能.     

开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读哈萨克英雄史诗

哈萨克族的生活环境和人文历史为史诗的产生和丰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史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颇具特色。哈萨克英雄史诗除了在哈萨克族民间传承以外，还广泛流传于其他突厥语族的民族之中。     

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濒危的考察

本文基于学者们以往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笔者的田野调查,梳理了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演唱传统的历史变迁,并从史诗演唱传统的文化空间背景、艺人和听众等五个方面分析、研究了使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走向衰微的具体原因,得出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传统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处于消亡的危境中。     

《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特点

在西藏进行调查和翻阅相关资料时,作者发现随着西藏南北生产生活模式的明显差异,演唱形式的《格萨尔》史诗只流传和分布在北部牧区地带,而南部农区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则很少有史诗的演唱形式。本文通过分析史诗中"董"氏部落与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的相关部落的传说历史,结合西藏民歌演唱传统与《格萨尔》史诗演唱传统的特点,认为北部游牧部落的民歌传统更接近史诗的演唱特点,而且这种接近看起来与史诗最早传承的部落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差异,史诗的传承和传播形式受限于地区部落文化传统的影响。     

彝族“尔”(龙)文化内涵探析——从语言文化视角解读《支格阿尔》

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彝族以龙、虎为图腾。在中国的英雄史诗中,史诗与"龙"和龙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支格阿尔姓氏中龙"尔"[lu]的缘起;汉藏语系语言中龙"尔"[lu]的源流;龙"尔"[lu]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力量;龙"尔"[lu]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内容,以解读《支格阿尔》等英雄史诗蕴藏的文化内涵为主线,对英雄史诗中龙的精神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龙的精神就是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精神,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勇敢、无畏、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与古希腊《荷马史诗》英雄形象比较——以江格尔与阿基琉斯为例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在英雄形象的描绘上,显示出相似的塑造模式及人生理想。江格尔和阿基琉斯身上表现出的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在超凡离俗的神圣色彩下,呈现着普通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史诗描绘了英雄身份解构与重建的过程,要求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范与反思,突出英雄的重要性。两部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东西方民族在社会观念、文化信仰等方面的相似和差异,从而加深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     

蒙古——突厥史诗英雄与骏马同时诞生母题的比较研究

蒙古—突厥史诗中的英雄及其骏马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及其骏马同时诞生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将自己的主人拖出地面的再生母题之间的结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被敌人抛入地下之后英雄的骏马用尾巴把主人从地下拖出地面的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先于英雄的诞生而出生的特异诞生母题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一种置换关系。两者都是英雄的诞生仪式。     

刘魁立在民俗学上的渊博学识和独特贡献

刘魁立研究员早年在国外留学,系统地研读了西方民间文化研究诸学派的论著,他这方面的系列文章可以说组成了一部高度凝炼的西方民间文化研究史和比较研究概论。他在民俗学一般理论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神话史诗故事研究等方面也有不少建树。     

《格萨尔》与印度两大史诗的言语模式比较

在视角模式上,<格萨尔>史诗中的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交替使用,内视角模式占主导地位;在<罗摩衍那>中,全知视角模式和内视角模式虽交替使用,但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的诗节区分;在<摩诃婆罗多>中,史诗一方面表现出以具体形象呈现的全知视角模式特征,另一方面,其整个故事的进程又是由内视角模式来推动的.在韵律模式上,<格萨尔>史诗大都合辙押韵,听来朗朗上口,音调婉转;印度两大史诗则较多地强调了律的一面,而忽略了韵的一面.在言语结构模式上,<格萨尔>史诗的韵文部分较突出地表现出了程式化特征,而印度两大史诗的程式化特征则不十分明显.在<摩诃婆罗多>中,大量出现的敬语,反映了印度史诗言辞委婉的柔情特质.     

论黑格尔的史诗观——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例

黑格尔的史诗观明显带有辩证法思想,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不是全面彻底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因素在内的否定,否定的结果也不是消失为空无,而是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出现。比如黑格尔否定了雏形史诗的不完备性,但也肯定了它们具有客观性和实事求是的史诗性质;否定了特殊史诗或浪漫史诗的主观性,但也肯定了它们的史诗领域。在藏族史诗《格萨尔》中也蕴含着这样的辩证思维。     

彝族传统习俗信仰力与彝区环保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就彝族而言,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自古就有保护自然生态的习俗。这些习俗现从某些种角度看似乎是落后的＂迷信＂,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却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环保固然要引进新的机制和科学的方法,使之形成一种综合的文化软实力,在彝区的生态环保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菲律宾伊戈洛人与中国仡佬族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菲律宾的伊戈洛人与中国的仡佬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仡佬族中的一部分人迁徙过去的.本文认为,他们之间虽然有一种同源关系,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是同一个民族.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