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翼论新、旧《五代史》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大体包括“史法”和“史事”两部分 ,“史法”部分主要考察新、旧《五代史》的史料来源、体例、书法 ,评论其优劣得失 ,揭示其文献价值。“史事”部分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 ,进行归纳和比较研究 ,从中抽象出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 ,探讨其政治得失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 ,揭示其史学价值。     

欧阳修《五代史记》的修撰与《史通》理论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字永叔,是宋代学术大师、文坛领袖、史学名家,所著《五代史记》(后人称《新五代史》,以别于薛居正监修之《旧五代史》),及与宋祁分撰之《新唐书》,均被列入封建时代之“正史”。     

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关问题探讨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卓著于世。其中，《新五代史》以弘扬道统自居，追求简约，讲求《春秋》笔意，编纂体例借鉴《史记》。其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明朝修史机构与史学发展述略

与前代相比,明代修史制度极不健全。在严苛的政治高压环境下,明朝史学日趋衰微,官方修史停滞不前,史著寥寥无几;明初禁绝私人修史,私修史著极为罕见;明末禁止有所松弛,这为私人修史提供了便利。与唐宋相比,明朝的史学成就相对不高,但其却对清朝的史学繁盛有着直接影响。     

陈寿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三国志》是"前四史"之一,在我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来展开论述的,对其所反映的史学思想的探讨则不够深入。陈寿《三国志》所反映的史学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更加突出政治史的特征;实录与曲笔并存的矛盾特征;强调正统意识的特征;官私修史相糅合的特征。     

论盛唐史学

从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开元末年的一百二十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这个盛世的两大高峰。这时期,唐代的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中外交流以及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与其匹的“盛唐气象”。这时期的史学,作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气势之大,创获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一、三篇修史诏书:对史学的新认识唐初,从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对盛唐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这三篇修史诏书是:(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诏》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担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芬木)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论《新五代史》的文学艺术功能

《新五代史》严谨的结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寓意深刻的议论和简洁生动的语言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成功地实现了文学灵动性与史学真实性的有机结合,使其产生了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     

尹洙与《新五代史》小议

二十四史中的《新五代史》,为宋代文史名家欧阳修所撰,这是人所尽知的事。但编写之初,他的好友尹洙曾经参预撰修,却不大为人注意。我在《欧阳修的史学》一文中,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但因与该文主旨关系不大,故未详及。后来看了仓修良、陈仰光同志的《新五代史编修献疑》 (以下简称《献疑》),专论此事,使我得到不少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提出来相与商榷。     

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北朝史学有自己的特点。与南朝相比，北朝在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方面；在重视修撰当代国史方面；在民族史学的研究方面；在直书与曲笔修史方面都表现了与南朝史学的异趣。本文在揭示以上事实的同时，指出这些特点的出现是与北朝政治紧密相联的。北朝纷繁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严重影响、制约着该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使之带有明显的不同于南朝的政治烙印     

《明实录》科举史料价值探析——基于文献学和史学史双重视角的考察

《明实录》包含着3900余条科举史料,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记载比较系统和完整,能够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明代科举史体系;史料来源可靠,较为全面地保存了明代科举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充、纠正其他文献的缺略和讹误。同时,它们还具有史学史层面的价值,通过对史源的增删润饰而形成的科举史料,蕴涵着修史者的撰述意图和倾向、修史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等信息,乃是史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     

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唐天宝之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等领域同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更新运动.本文进一步指出,这一更新运动之产生除了外缘性的社会-政治原因外,更重要的则是士大夫精神领域的变化,可称之为"师道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在史学上的变化,则是"义法史学"的兴起,其基本取向是用新经学的标准来衡量史学,进而讲究"春秋义法"便成为其主要特征.它在理论上的鼓吹者是隋朝的王通、唐朝的萧颖士、韩愈、皇甫NCA4E、李翱;在实践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则是宋代欧阳修《新五代史》、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晚近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义法史学"不仅在价值判断上多置贬词,而且对其学术渊源亦多有未审,本文试图对此作出一定的回应.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先修长编的修史原则。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无言的事物。孰是孰非,留给学者们深思。     

庄廷■修史考论

应廷主编《明史纪略》,是清初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史纪略》因庄氏史案而扬名,也因此而湮没。庄氏修史的直接起因是续朱国祯未成之《史概》.此书是清初史坛第一部公开刊刻的明史著作,它的遗民立场,直接导致了文字狱的发生.庄氏史案后,清初个人修史风开始降温。     

叶德辉印《通历》一书简介

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出版的中山太学历史系刘节教授遗著《中国史学史稿》一书,在史学史研究上独辟蹊径,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刘先生在论述隋唐五代史学时,曾将杜佑的《通典》与马总的《通历》“连类言之”,认为这两部书均属“唐人史书中以通为名而存于今日者”。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曾大为推崇郑樵的《通志》,并历举名通之书多种,却并不标出杜佑的《通典》,至于马总的《通历》,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刘先生说:“马总《通历》,上起三古,下终隋代,开编年通史之先路。宋人如高似孙、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诸人,都早已提到这部书。司马     

伏尔泰文化史观简论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首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作为历史发展的衡量尺度,提出了与只注重政治、军事、外交的传统史学相异的崭新的文化史观,开创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领域,体现其文化史思想的代表作《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其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并提供了文化史范式。     

刘知几的史学更革思想及影响

史学创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他的代表作《史通》中就曾阐发了他的史学更革思想,并具体就史书的编纂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对后世史学的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这一史体后,后世史家多袭用其成法而不敢稍作破格变通之尝试,致使这种史体被尊如科举之程式,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针对史学界的一些人只知因循而不知更革的做法,刘知几批评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